▲电影《白雪公主》（2025）剧照。（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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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被再次提醒注意到《白雪公主》的陈旧内核：女性被“带来灾祸的恶女”与“被祝福的处女”这两种标签分裂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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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任编辑｜刘悠翔

在华特·迪士尼公司102年的历史上，《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上映于1937年的动画电影不仅开创了迪士尼公主电影的传统，更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配音动画长片，同时也是一部融合了好莱坞和百老汇音乐剧典型模式的歌舞片，贡献了《嗨吼》（Heigh-Ho）、《吹口哨干活》（Whistle While You Work）、《总有一天王子会降临》（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自迪士尼从2015年的《灰姑娘》开始将其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动画长片一一改编成真人电影，不难推测终有一日会轮到《白雪公主》。2025年3月21日，真人改编版《白雪公主》在重重争议中上映。制作成本约为2.7亿美元的《白雪公主》在北美的首周末获得4300万美元票房，低于4800万-5800万美元的预期，在国外电影评分网站IMDb上的评分一路跌至1.7（满分10分）。《白雪公主》在中国大陆上映五天的票房仅为679.4万元人民币，在豆瓣网上开分4.3（满分10分）。

与近九十年前《白雪公主》取得的文化与商业成功不同，真人改编版《白雪公主》让人们怀疑迪士尼是否还具有让它享誉全球的文化创意。更重要的是，它让人们思考改编经典童话如何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而不仅仅是空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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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林童话到

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公式”

迪士尼与《白雪公主》的故事要从童话的演变讲起。

童话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吸收了民间传说的诸多母题、主题和符号，成为了一个独树一帜的文学体裁。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语与比较文学终身名誉教授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是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童话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将1812年至1912年看作欧洲和北美民间传说、童话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开始收集和整理民间口头故事，这股热潮由格林兄弟带动，他们在1812年出版了第一版《儿童和家庭故事》（即《格林童话》），这本故事集在20世纪成为全球第二流行的读物；童话被社会制度化为一种适宜儿童阅读、向其灌输主流价值观的文学形式，并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幼稚化与洁净化倾向。

齐普斯指出，童话故事在制度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革命”正是由华特·迪士尼制作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带来的：“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童话故事就已被改编成电影，但迪士尼是第一个使用此方案的，即用彩色技术把百老汇与好莱坞音乐剧融汇进童话故事并将其演绎出来，除此之外，还印刷书籍、唱片、玩具和其他工艺品来配合它的电影。”

华特·迪士尼是最痴迷于童话故事的早期动画师之一，早在1922年至1923年间，他就与人合作制作了一系列童话改编动画短片，包括《不莱梅的四位音乐家》《小红帽》《穿靴子的猫》《杰克和豆茎》《金发姑娘和三只小熊》《灰姑娘》。美国电影史学家罗伯特·斯克拉特（Robert Sklar）注意到1930年代迪士尼作品出现重大转变，那些作品多以道德故事的面貌出现，指向这位动画师理想中的社会。在齐普斯看来，迪士尼对美好生活和健康娱乐的乌托邦愿景是如此强大，在他去世后，迪士尼公司一如既往地塑造这样的童话。

1933年至1937年，迪士尼本人牵头《白雪公主》的开发工作，整部影片的每个开发过程都必须获得他的批准。在故事情节上，迪士尼依照自己的品位与信仰改编了这个格林童话故事，其中的重要改动包括：

白雪公主变成了一个孤儿，在继母即邪恶王后的压迫下沦为城堡女仆，在格林兄弟的版本中，她的母亲早早离世，父亲仍健在，她也从未被迫做过诸如清洗城堡台阶之类的平民工作；

骑着白马的王子原本只是个边缘性角色，但在迪士尼的版本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他在电影开头就哼唱着情歌出现，他的真爱之吻是打破毒苹果魔咒，让白雪公主苏醒的唯一方法；

邪恶王后不仅嫉妒白雪公主的美貌，也嫉妒继女拥有如此英俊的追求者；

森林动物被高度拟人化，成为白雪公主的朋友和保护者；

七个小矮人脱离原著中的背景板形象，成为了勤劳善良的矿工，而且每个人都有鲜明的性格特点；

邪恶王后的结局不再是在白雪公主的婚礼上穿着炙热的铁鞋跳舞，而是在意图谋害小矮人时被意外杀死。

迪士尼在《白雪公主》的技术革新上不惜一掷千金，比如他曾花费数千美元购买了一台多平面摄像机来捕捉其想要的场景深度和特写镜头。制作上的精益求精让该片的制作费用高达15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400万美元）。当时的美国媒体将《白雪公主》称为“迪士尼的愚蠢之举”（Disney's folly），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动画长片——在那个卡通片等同于滑稽可笑的时代，让观众观看时长在一小时以上的动画长片是难以想象的。

出乎意料的是，《白雪公主》一炮而红。首映式上，全场观众起立欢呼。媒体注意到，观众看到白雪公主躺在玻璃棺材中，被哭泣的小矮人们围绕时，也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发明了蒙太奇这一电影语言的传奇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盛赞《白雪公主》是“史上最伟大的电影”。1937年，《白雪公主》以6600万美元创造了北美有声电影票房纪录，这个纪录直到两年后《乱世佳人》上映才被打破。

迪士尼的下一部大卖电影是《灰姑娘》（1950），这部电影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白雪公主》的脚步。Vice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这两部最卖座的迪士尼电影为迪士尼定义了何为“成功的电影”——就是像《白雪公主》那样。“即使是今天，在皮克斯出现之后，在真人改编电影出现之后，在《冰雪奇缘》出现之后，依然如此。”

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迪士尼经典电影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了由《白雪公主》确立的“公式”：音乐是迪士尼电影的重要元素，《白雪公主》以白雪公主吟唱希望王子降临、王子回应开始，后来这发展为用一首“我希望”主题的开场曲来宣布主人公的向往，如果故事中出现情侣，也一定会出现一首浪漫二重唱；故事中一定要有标志性的反派角色，TA通常也有一首个人角色歌曲；可爱的动物或神奇生物是主人公的重要帮手，为电影增添喜剧效果；为了保证主人公双手是干净的，反派总是意外死亡。

并不是所有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都是公主电影或改编自童话故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迪士尼陷入经营困境时，这家公司往往转向公主故事来起死回生。1989年，迪士尼凭借《小美人鱼》走出所谓的黑暗时代，进入“迪士尼文艺复兴时代”。千禧年后，迪士尼在经历了短暂萧条后再次大举投入公主故事的开发，陆续推出了《公主与青蛙》(2009)、《魔发奇缘》（2010）和《冰雪奇缘》（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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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消解的进步内核，

被迫陷入的文化战争

用现代观众的眼光来看，1937年的《白雪公主》无疑是一个过时的故事。它遵循的“男性至上”传统叙事规定了女孩的人生大事是“被王子爱上”，因为是被动等待的一方，她无法靠自己去决策，一切都靠命运、偶遇和机会，或者更直白来说，靠王子的行动（真爱之吻）。女孩还必须是善良的照料者，小矮人们哼唱着“嗨吼，我们去工作了”去矿山挖矿，白雪公主则留在家中清扫房屋，这一性别分工被视为理所当然。与此同时，这一叙事还将年轻女孩（白雪公主）和年长女性（邪恶王后）对立起来，让她们为男性（魔镜）对她们美貌的认可而相互争斗。

因此在21世纪重新讲述《白雪公主》，必须翻新它的故事内核。据《纽约时报》报道，迪士尼自2000年代早期开始有过两次改编《白雪公主》的尝试，但编剧找不到好的方式来让这个故事更加当下，特别是让白雪公主不仅是一个恨嫁少女，她的美丽也不只是因为她有白如雪的皮肤。

为了真人版《白雪公主》，迪士尼集结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创意团队：制片人马克·普拉特（Marc Platt）凭借《魔法坏女巫》《爱乐之城》《间谍之桥》《芝加哥七君子审判》四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导演马克·韦伯（Marc Webb）有执导大制作畅销片的丰富经验；词曲搭档本吉·帕塞克（Benj Pasek）和贾斯汀·保罗（Justin Paul）是《马戏之王》的创作者，他们与《列车上的女孩》编剧艾琳·克雷斯达·威尔森（Erin Cressida Wilson）密切合作，改写《白雪公主》的故事。这个故事还经过了《芭比》导演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和其他五位作家的润色。

在真人版《白雪公主》里，主人公的名字不再和她的肤色相关，而是因为她降生于风雪中；她从小被父母当做王储培养，她的主题曲不再和追求爱情有关，而是希望“成为父亲的女儿”，一个无畏（fearless）、公正（fair）、勇敢（brave）和真实（true）的君主；白马王子被一个罗宾汉式的森林盗贼头目乔纳森取代，白雪公主与他并肩作战，擦出爱的火花；七个小矮人——尤其是糊涂蛋——被赋予了更多情感深度和人物弧光；故事的结局是白雪公主带领臣民推翻了邪恶王后的统治，成为王国的女王。

但这些更符合当下价值观的元素在电影中没能与原作融合成一个吸引人的新故事，《白雪公主》的情节起伏完全落入观众的预料之中，让这个故事非常平淡、无趣。因为需要保留毒苹果和真爱之吻这个核心设定，白雪公主纵使不再是个“恋爱脑”，但她恋爱过程的仓促程度依然与传统迪士尼公主故事不相上下（具体而言就是在一首浪漫二重唱的时间里爱上对方）。白雪公主的领导力在两个重要场景中得到展示，一个是她说服小矮人们停止争吵与她一起清扫小屋，另一个是她只身一人回到王国，正面对抗邪恶王后。但在这两个情节中，她的领导力都只在歌曲中展现，流于“嘴炮”而缺乏行动细节。乔纳森领导的森林盗贼组成了小矮人之外的另一个“七人组合”，这些新角色除了乔纳森之外都台词寥寥，让人怀疑他们存在的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森林盗贼由多元卡司扮演（他们当中有黑人女性和侏儒），他们由白人男主角领导。

最大的问题是电影对邪恶王后的刻画。在白雪公主已经被进步主义价值观改头换面的同时，邪恶王后仍在原地踏步，她依旧被塑造为一个刻板的、卡通片似的反派角色，她仅仅被称为邪恶王后、没有姓名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真人版《白雪公主》利用“fair”的多义性，意欲给故事注入新的内核：公主与王后的争端，不只是“肤色白皙”抑或“美貌”，更是她们对领导力的定义，亦即“公正”是否应该是领袖所需的品质。然而邪恶王后最在意且一遍遍询问魔镜的问题，依然是“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她的邪恶还因另外一重针对女性的经典指控而罪加一等：贪婪。与白雪公主和她的父母截然相反，邪恶王后从臣民那里搜刮金银财宝，扩张军队，拒绝与穷困潦倒的臣民分享财富与权力。这个设定本来可以引出白雪公主的平等主义与邪恶王后的集权主义这两种政治观的碰撞，但遗憾的是，电影对邪恶王后的刻画停留在了“一个只为了保有美貌而攫取财富和权力”的、为所欲为的女人这个层面。这让邪恶王后这个角色非常脸谱化，反过来也消解了白雪公主的进步意义，映衬出其新人设实则只停留在表面。

也正因为如此，观众被再次提醒注意到《白雪公主》的陈旧内核：女性被“带来灾祸的恶女”与“被祝福的处女”这两种标签分裂和对立。日本性别文化研究者若桑绿在《扔掉水晶鞋：从动画开始的性别学》一书中反思了《白雪公主》等公主故事的保守主义性别观念。她在书中援引美国学者埃莉萨·梅拉米德的《白雪公主情结》，指出只赋予年轻貌美女性价值，歧视年老女性的倾向在童话中就演变为公主和坏女巫的对立。女孩在年轻时会把自己放在白雪公主的那一边，但她们终究会因衰老而转成女巫那一方。‘“可爱女孩’到‘老太婆’，这种如坠地狱的变化，是由制定这种社会价值基准的男性导致的。”但事实是，公主与女巫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女性：女性的一生分成两半，如同月亮的明暗两面，年轻貌美的那一半是月亮的正面，衰老丑陋的那一半是月亮的背面。而女性失去年轻容貌的那一半人生如月亮的背面一般是不可见的。这种性别规训无益于女性发展出坚实的自我和独立自主的人生规划。

对《白雪公主》而言，与平庸剧情相比同样（如果不是更加）致命的是它正好与过去几年的文化转向正面相撞。2021年，迪士尼宣布瑞秋·齐格勒（Rachel Zegler）将出演“白雪公主”。据《纽约时报》报道，迪士尼高管对这个决定非常自豪，他们认为齐格勒的哥伦比亚族裔背景是一个加分项。一年前，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在全美引发“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敦促美国机构与美国人再次正视种族不公问题。好莱坞，特别是迪士尼，许诺要提升少数族裔在电影行业中的代表性。齐格勒因出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新版《西区故事》女主角玛利亚而崭露头角，它改编自同名百老汇经典音乐剧。而人们不应忘记，在百老汇，2015年首演的现象级音乐剧《汉密尔顿》已证明了美国观众完全可以接受由非白人演员扮演美国国父和其他重要历史人物。

可《白雪公主》在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会氛围中上映。包括迪士尼在内的多家公司正在加紧与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倡议保持距离，原因是特朗普总统在二次上台后掀起了广泛的反DEI政策浪潮。曾经毫无争议或让人自豪的决策——由一名拉丁裔演员出演传统上与白人关联的角色——如今却成了潜在的风险。在另一方面，用特效制作七个小矮人的决定则让侏儒症演员群体怀疑迪士尼对DEI的承诺。演员的政治表态在国际政治紧张、国内舆论撕裂的环境下也给电影带来了麻烦。齐格勒批评特朗普、支持巴勒斯坦的公共表态激怒了保守派观众，饰演邪恶王后的盖尔·加朵（Gal Gadot）则因声援母国以色列而遭致另一部分观众的批评。

《白雪公主》上映还不到一周时间，尽管首周末票房表现未达预期，但行业分析人员依然期待这部电影将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实现稳定票房增长，认为电影之外的种种争议不会影响到它的核心观众：家庭和年轻女孩。但人们必须承认，抛开上述电影院外的争议不谈，《白雪公主》没能就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这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格林童话故事，是否还能给当今的小女孩们启示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