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记录：“打铜街”最后的打铜声｜烟火潮州

潮州古城，义安路商业街像往常般喧嚣。在这里，迎合文旅趋势迅速崛起的新业态和服务本地居民的日用刚需并存，游人声、吆喝声、车马声的交织中，与之并不相融的打铜声依稀可辨，不时从一家不到9平方米的铜店传来。

池远赐。

格子衬衫、毛呢夹克，戴着近视眼镜，有着书生气的面庞，却手握锤子，打着铜壶，这是潮州古城最后的打铜匠池远赐。任周围车马呼啸、人来人往，这位与手工铜器铺厮守40余年的老人，总埋头躲进铜器堆里，仿佛全世界安静下来，空气中只有缓缓的呼吸声和美妙的打铜声交响协奏。

这也是“打铜匠”与古城、与外界的协奏——即便周围业态更迭，他仍保持着旧时的节奏，让手中的铜器拥有着旧时的韵味，在潮州古城这座“活着的古城”中，守护着最后的打铜声，也守住了古城那份鲜活的记忆。

打铜，难的是坚韧

祥发铜铺是上世纪潮州“打铜街”在当下唯一的遗存。清末至民国期间，潮州手工业发达，打铜、打银等商铺集中在义安路和西马路地段。学者蔡绍彬编著的《潮州城街巷志》收集了潮州104条街巷的故事，书中记载，义安路曾经聚集众多打铜作坊，打铜工人多来自梅州大埔县，产品以盆、锅、壶、锁等生活用品居多。

游人如织的义安路上，如今仅剩一家打铜店。

池远赐对此有更清晰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前后，潮州城义安路上从宰辅巷口到与西马路口约150米长的路上有近30家铜器店，这一段被人们称为‘打铜街’。”如今祥发铜店的前身“池祥发”就是其中之一。

池远赐祖上就是梅州大埔人，后辗转到潮州，从爷爷辈开始就在义安路开店打铜，商号“池祥发”。上世纪50年代，国家对工商行业实行公私合营，铜作为重要生产原料收归国有，池远赐父母进入国营铜器厂，池祥发铜店关上了大门。

1969年，17岁的池远赐下乡到梅州平远县当知青。在那段时间里，他研习国家政策、关注国内外时事，逐渐戴上了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在学习、劳动中锻炼了清晰的思辨和判断能力。1981年，身为长子的池远赐回到父母身边，又在国营铜器厂干了一年门市销售。

池远赐年轻时打铜的照片。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紧，国营工厂效益下滑。池远赐决定离开铜器厂，回归祖业，推开池祥发铜店紧闭的大门。

“那时潮州人做生意主要两种模式，一是开小商店卖商品，二是做手工业卖手工制品。”池远赐自认“不是做生意的料”，本着生长于制铜世家，对打铜技艺能够基本掌握，他与父亲重新撑起这家不到9平方米的小作坊。

上世纪80年代，市面上佛教用具铜制品需求量大。刚回到铜店那两年，池远赐一边做莲花灯这样工艺简单的器具，一边帮父亲打下手，完成暖炉、香炉等大件复杂的订单。

池远赐在制作铜壶。

“掌握打铜技艺不难，难的是首先要有坚韧的精神。”池远赐说，打铜是“硬件”活，每一步都不能有差池，“接口处缝隙太大，怎么修补都不像样，特别难搞”。手工制铜具需要经过反复煅烧和捶打才能成型，做出细腻光滑又耐用的质地。伏暑时节，池远赐常要烧炭开火，在高温的炭炉边专注观察铜料硬度，把握修整外观的最佳时机，多次炼火与退火间，经常汗珠满面而不自知。

在那个年代，学一门手艺对普通人而言，更多是为了生存。池远赐也不例外。“谈不上热爱和兴趣，都是为了生计。”他说。

固执、务实与念旧

其实，从平远下乡回家，池远赐也曾想过考会计师，但先前会计经验资格不够，池远赐吃了闭门羹。他不是没有找过其他出路，只是平庸的出身和骨子里的偏执，让他选择钻进铜料堆里，钻进过去那个平静温和的年代里。

在他身上，坚守一词显得空洞。偏执和念旧，才是这家手工铜器铺屹立40余年的密码。

而池远赐也承认，自己是个执拗的人。当市场经济席卷而来，大家纷纷搭上技术的列车发家致富，他却选择留在原地，不包装不吆喝，在敲敲打打中度过未知的未来。有人见他辛苦，给他支了个招——用机械化生产，效率高来钱快人轻松，池远赐婉拒了友人的好意。他对手工制铜器有自己的坚持。

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有些人却仍愿意待在那一片故地，用铜器敲响心中那个年代的声音。池远赐就是这样的人。

“机械做出来的东西再简单修一下，却打着手工制的噱头提价，那是骗人的。”池远赐语气笃定，他很清楚自己是个“有脾气的人”。

有人说他固执，有人说他老实，他认为这是务实。池远赐介绍，机器压制的铜壶，用的是生铜，煮水时会有一股铜青味；而手工制的铜壶经过千锤百炼，用的是熟铜，煮出来的水甘甜滑溜，口感明显不同。“顾客喜欢纯手工制，咱就要对得起人家。”池远赐再次笃定。

池远赐会将壶口稍微做弯，让出水后不会滴漏。

在手工打铜这项手艺活上，池远赐固执但不顽固，他坚持手工，也会为了做出更实用的产品改良提升。“我们潮汕的高冲壶，讲究出水要快，因此壶嘴是笔直的，但这种壶嘴收水太急，余水难免总要往外溅。”为了做出更贴合顾客使用习惯的铜壶，池远赐在壶嘴上壁向上打出一点弧度，如此一来，既不影响出水速度又能做到“滴水不漏”。

在池远赐的铜器店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墙上挂着一台木制挂钟，蒙尘的玻璃后面，指针仍健壮地前行。这是上世纪80年代，池远赐在华侨商店淘来的天津产时钟，“那时候，政府设定‘质量检查月’，定期抽查，不合格的产品要追究责任，所以东西好用耐用。”

说话间，“当当当”的打铜声又在店门前响起，敲起铜器的池远赐总是静默地钻进自己的世界。阳光打在那块近百年的木门板上，金灿灿的铜屑在光束中旋转飞舞，安歇在他的膝盖上。尽管周边奶茶店、特产店的音乐声吆喝声掩盖了清脆的打铜声，但在骑着银色的自行车开店的路上，在午后望向挂钟的那一刻，在一筐又一筐的铜器里，池远赐总感觉，日子还是曾经那样温厚。

爆单的欣喜与“无奈”

铜铺的生意没有过大红大紫，但池远赐从不悲观。千禧年左右，店里的订单和工钱上涨放缓，池远赐夫妇要供两个孩子上学，家里一度进入比较拮据的阶段，甚至一天只有几块买菜钱。妻子料理一家日常之余，也会到服装厂、绣衣店接些手工活补贴家用。拮据的日子难过，但一家人紧紧抱团，心里总是踏实。

没有过好高骛远的想法，也没有一窝蜂挤进火热行业里“捞钱”，池远赐相信靠着实打实的手艺干下去，好东西总会有人买单。

上世纪90年代末，机械化生产取代手工制铜，省内甚至国内为数不多的手工铜器店也逐渐消失。但仍有不少手工铜器爱好者在现代化工业中寻觅“沧海遗珠”，池远赐的铜器店开始迎来全国各地的收藏爱好者。

池远赐记得，那时有一位从汕头来的客人，起初对店里纯手工制品将信将疑，进店端详了许久，交谈时反复问起铜器制作工序，拿起一件铜壶说：“对啦，这才是纯手工！”一下定制了十几款。“我有几十个品类，他一次定就十个八个，有时还经常反复回购，他一个人就预定了我一个月的工作量。”池远赐说。而这也让他坚信——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池远赐在制作铜壶。

随着知名度提升，越来越多收藏爱好者、民间生活家找池远赐定制铜器。生意好的时候，池远赐连过节都要熬夜赶制。2012年开始，池远赐的订单一般需要排到2年后交货，到后来一件铜器要至少3年才能完工。借由铜器，他也结识了向往旧时光、慢生活的同路人。

爆满的订单，给池远赐带来向好的生活，也让年过七旬的他常常感到无奈。“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愿意苦下心来学这门手艺。”盘点着每个月的退休金，池远赐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就会一直坐在这里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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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梓薇 蔡任栋

图：黄品 刘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