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潮汕史》在汕头首发，这部近160万字的著作为黄挺教授历时近30年所著，系统地研究了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该著作详细描述了潮汕地区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历史变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潮汕地区进行了综合研究，展现了潮汕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规律。

“我讲的是这样一段历史：潮汕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何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性？”年近80岁的黄挺教授讲起《潮汕史》，仿佛将潮汕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历史卷轴缓缓铺陈开来，随之展开的，是他进行潮汕文化研究的悠长岁月。

黄挺祖籍为揭阳，生于潮州，居住在汕头，是个地道的潮汕人。30多年来，黄挺慢慢形成了一套研究潮汕的经验。他以历史学的文献分析为基础，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走进历史现场”，将研究足迹遍布潮汕大地。“潮汕的祠堂、庙宇、民俗、民间歌谣，以及各类民间文书，如祠堂的碑刻、宗族族谱、杂书等，甚至一些潮汕老人口述的故事，都被应用到我的研究中来。”

黄挺一直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研究，探寻潮汕文化根源，梳理其演变历程。他坦言，几十年研究潮汕的经验，慢慢形成了自己对潮汕史的看法，得以按照新史学的思路，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潮汕的历史，也为潮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黄挺教授在研讨会。 受访者供图

◎文献探微

以韩愈为引探秘潮汕文化

黄挺最初接触潮汕文化研究，是从“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开始的。1982年，黄挺初到韩山师范学院，基于专业背景，被分配到潮学研究室的古代文学组。“研究潮州的古代文学必然少不了对韩愈的研究，而韩愈研究与潮汕文化研究本身有天然的连接。”

据记载，韩愈在潮州仅待了八个月，潮州百姓却为了纪念他，将流经潮州的鳄溪改名为韩江，山也称为韩山。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刺潮期间，韩愈驱鳄除害、释放奴婢、兴修水利、延师兴学，极大地推动了潮州的发展。韩愈离任后，潮州人更是修建了韩文公祠以纪念他。黄挺表示，正如潮学大师饶宗颐所说，“潮汕文化的源头是‘儒佛交辉’”，韩愈则是新旧儒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因此对韩愈的研究，是他进入潮汕文化研究的重要一步。

1988年前后，学界兴起了地方文化研究热潮，韩山师范学院也在1988年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所，决定推出潮汕文化研究专辑。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黄挺的文章中开始出现关于工夫茶、潮汕民俗等内容，他的研究也从古代文献转向地方古代文献，从事《林大钦集》的校点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我接触潮汕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黄挺说道。

1992年12月，黄挺调职到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正式开启了对潮汕文化的直接研究。两年时间内，他大量阅读地方志、文人文集等文献资料，并在1995年前后发表了多篇论文，《潮汕文化源流》便诞生于这个时期。在这部著作中，潮汕的地理、潮汕人、潮汕民俗和礼仪节日、潮汕建筑、潮汕民间艺术等体现潮汕文化特质的内容被一一详细介绍。潮汕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它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与周边其他地域文化相异的体系。

“我当时认为，要讲明潮汕这一地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区别，主要还是要体现在‘民俗’方面。因为民间文化产生于乡土社会，以‘民俗’的形式存在。”彼时，在黄挺看来，从教育、经济、科技、社会结构等方面谈论潮汕文化，无非还是从“精英文化”的角度入手，精英文化影响范围广，即使差异很大的地区，精英文化也有明显的趋同性。

几年后，黄挺作为第一作者出版了另一部著作——《潮汕史（上册）》（注：此书与日前出版的《潮汕史》同名，下文以《潮汕史（上册）》加以区分），将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同步纳入讨论。黄挺解释道，精英文化在进入潮汕后，与地方的传统发生碰撞、交流，甚至对抗，后来才慢慢融为一体。融合而成的潮汕文化既保留了地方的传统，也具有了新的形态。“这是在我后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清晰的观点。”

在年复一年对潮汕文化的研究中，黄挺的“潮汕史观”更加系统且全面，研究成果也不断丰富。与此同时，他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在考古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融入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这一转变也标志着他对潮汕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独具特色的潮汕传统民居。郑淼鑫 摄

◎走进历史现场

“海洋潮汕”与多元文化研究

据黄挺回忆，他在撰写《潮汕史（上册）》时，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即海洋对潮汕的影响。“潮汕最早的考古遗址是南澳的象山遗址，发现的石器主要是用来撬剥贝壳和生蚝等海产品的细小石器，这些石器证明了他们靠海吃海的习惯。我们在潮汕不靠海的地方，如澄海、潮州梅林湖等地，都发现了多处贝丘遗址。从出土的考古文物来看，潮汕的海洋文明比农耕文明还要早千年以上。”

在黄挺看来，潮汕北靠山脉、南临大海，可耕地稀缺的自然条件，促使潮汕人以海为田，在海洋中闯荡谋生。这种地理环境塑造潮汕独特的区域传统文化，也使得移民和经商成为潮汕人备受瞩目的特质。从文献上分析，一直到隋唐时期，潮汕本地土著还在从事海上贸易；到了宋代，海上贸易政策更加宽松，交易的物品不仅限于食物，还包括瓷器等物品；直到明代实行海禁政策，海上贸易相应受到冲击。

《潮汕史（上册）》主要内容介绍到16世纪为止，而16世纪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内容，则是现今出版的《潮汕史》的重要部分。“这个时期的内容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这段历史更强调‘海洋潮汕’的概念，涉及海上贸易、海外移民、潮汕商人等主题，这就将潮汕史的重心转移到‘地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碰撞交融，最终形成潮汕文化’的过程。”黄挺解释道。

中国传统文化对潮汕的影响不言而喻，从秦汉时期的政权建置，到韩愈之前的官方教育，再到16至18世纪中期的科举成就，都能看到传统文化的烙印。然而，16世纪中叶潮州科举成就突出却社会动荡，18世纪中叶科举成绩突然中落且海外移民大规模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让黄挺更加意识到海洋因素在潮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对“潮汕史”的后续研究中，黄挺参与华南研究的学术活动与田野工作，开始探索“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对地域研究的理念和观点也发生转变。他告诉记者，“在潮汕史的研究过程，我很幸运地认识了在做华南研究的一群朋友，当时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厦门大学的郑振满，香港科技大学的蔡志祥、廖迪生、张兆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等，有机会参加他们组织的学术研讨会、田野工作坊、研究计划，接受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对这种新研究方法的操作也渐渐熟稔。”

黄挺在研究中发现，潮汕地方发展历史与中国通史并不同步，宋代以前相关材料稀缺，且宋代以前的记载多以汉字记录本地土著的历史情况。于是，他引入本地的碑刻档案、民间文书、故事歌谣等资料进行研究，频频下乡走访，参观庙宇、祠堂、潮汕建筑等，按照新史学的思路，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潮汕历史。

“相较于分析理论源头，我更愿意分享我的经验，将接触这些事物时的感受讲出来。”黄挺举例说，在讲述“潮汕宗族”这一农村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时，他并非与原先研究宗族的学者一样从源头上分析“何为宗族”等理念，而是通过阅读和实地调查获得的经验来谈。

在《潮汕史》书中，最重要的观点除了“海洋潮汕”，还有“多文化交流”。黄挺表示，对众多现实问题的探索，让他形成了对潮汕历史的见解，试图通过这本书来解答这些议题。所以《潮汕史》从中国大陆与海洋世界两个视角，考察潮汕历史，讲述不同文化在潮汕的交流、融合，以及商业贸易、移民如何拓展潮汕文化影响力，近代潮汕文化又怎样连接起世界各地的潮汕人。

◎动态看潮汕

地理与人文的交响

阅读《潮汕史》，读者能了解到公元前2世纪前的潮汕土著文化、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汉文化、公元10世纪至16世纪潮汕土著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历程，以及16世纪至辛亥革命地方文化传统的发展。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陈春声教授认为，潮汕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的文化体系。“通过一个地域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整体。”

他提出，《潮汕史》是一部有“灵魂”的著作，黄挺教授在书中展现了他对文化的观察、观念、视角，以及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思考，这是相当难得的。同时，黄挺教授在做这项研究时，兼顾了中国海外，将潮汕文化放在一个中国本土文化与海洋的视角中去描述、去阐述，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可以说，《潮汕史》采用地域的视角和文化的视角，呈现出一个“地域文化社会”的形态。黄挺表示，关于这本书要起名《潮汕史》还是《潮州史》，从《潮汕史（上册）》出版时就有很多讨论。“潮汕在这本书里并不是指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人文概念。”在黄挺看来，潮汕并非固定的地理区域，因此“海洋潮汕”的概念得以立住。“我在讲潮汕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潮汕人。潮汕人向外迁移所形成的海外聚居地，也是潮汕的一部分。潮汕人不只是中国人。”

因此，黄挺特意在《潮汕史》中回应了“潮州”“潮汕”的用词之争。在他看来，汕头在1860年开埠，本书虽只讲述至辛亥革命（1911年）的历史，但汕头与潮汕早期海外移民、海上贸易息息相关。开埠前，潮汕海上贸易繁荣，海外移民规模渐大，这为汕头开埠奠定了基础。

开埠后的汕头，是潮汕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教育上，新式学堂引入先进理念和方法；医疗卫生方面，先进技术和理念改善了当地医疗条件……可以说，汕头将现代文明辐射到潮州、揭阳等地，推动了整个潮汕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本书以文化为线索讲述‘潮汕史’，若是抛开汕头，潮汕的现代史则很难讨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应当称为‘潮汕’。”黄挺笑着说，“读者乐意称之为‘潮州’还是‘潮汕’，我认为都是没问题的。”

对于读者来说，海洋潮汕背后所呈现出的，是动态的、兼容并包的潮汕特质，移民的历史也包含其中。潮汕这个区域，有行政区的伸缩，更存在文化圈层的套叠。黄挺强调，不要静态地看潮汕。一部潮汕史，便是本地土著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交锋，最终融入后者而跨出重洋。“历史与现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传统是一个不断新变的过程。一个地方文化传统的新变是多种文化相互交流、对抗、融合的结果，它映射着我们的世界不断全球化的过程。”

■人物对话

潮汕历史文化蕴藏在故事中

南方日报：《潮汕史》与以往研究潮汕历史的著作相比，有哪些创新之处？

黄挺：潮汕历史研究中有许多论文和著作都会从某个角度对潮汕史进行讲解。这本书的创新点在于用“潮汕文化如何发展”作为连贯的脉络，以160万字的长篇幅对潮汕史进行解读，即以文化为线索，从政治、经济、教育、宗族等方面，谈论不同文化如何在潮汕相互“角力”，最后融合为独有特色的潮汕史。

南方日报：《潮汕史》旨在为读者传递哪些核心信息？

黄挺：《潮汕史》系统梳理了潮汕地区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历史变迁，阐述了潮汕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规律，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连贯的潮汕历史脉络。通过丰富的史料和较生动的故事叙述，读者可以深入了解潮汕文化的独特性；通过潮汕人的移民历史、海上贸易等方面，读者可以了解到潮汕文化中所包含的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等。

南方日报：写作中您如何平衡《潮汕史》的学术性与可读性？

黄挺：有机会出版这本书我非常开心。我更愿意用“讲故事”的表达形式写这本书，例如，我讲本地山海寇乱，讨论其因社会经济变迁的推动，牵涉到更加广阔的历史和地域背景，进而推动移民历史的发展进程等，是通过吴平、林道乾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来阐述。“海洋潮汕”“多文化交流融合”的观念都隐藏在故事中，读者读完这些故事后便能体会。

南方日报：您对研究潮汕文化的年轻学者有何建议？

黄挺：如今年轻人的外文基础扎实、阅读能力强，而且互联网高度发达，资源丰富开放。我期望他们在研究中，不仅限于文献分析，也要善用民间文化，多做实地调研。此外，要广泛阅读外文资料，包括一些公开的外交部档案等，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拓宽视野。

南方+记者 陈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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