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广东优秀成果推介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修《儒林传稿》与清代学术研究”负责人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前特聘研究员、现任泉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黄圣修。课题以清修《国史儒林传》为重点，从不同方面讨论清代学术史的多种可能性，对探讨清国史馆运作多样性以及学术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交互关系、史馆内部学术立场分歧、国史纂修与学术变化、新学科对应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文|黄圣修

中国的国史纂修，是中国史学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也是全球史学发展中极具特色的史学研究。其中，又以清代国史馆与民初清史馆所留下的资料最为丰富，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

从整体来看，自司马迁创作《儒林列传》起，《儒林传》便与国家官学有着密切关系，每当国家秩序重新恢复，或是学术出现重大转向，《儒林传》的纂修也必然随之作出调整。在存世的传稿中，清修《儒林传稿》不仅相对完整，且数量种类众多，与清代学术文化政策和清代学术史发展也有着紧密的关联性。是以，深入并系统性地探究清修《儒林传稿》，除了有助于理解清国史馆内部复杂的政治与学术运作外，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深化对清代学术史之理解，而有其独特的贡献与意义。以下约举三点，略作阐发。

第一，传稿纂修模式的规范与变通。过去学者在讨论清代国史馆纂修制度时，往往强调“集体纂修”模式的重要性。透过集体纂修的方式，不仅可以让私人的影响降到最低，还是保证史馆传稿在体裁体例与内容上符合“国史”立场的关键。然而，在重新梳理不同时期的《儒林传稿》与纂修条例后可以发现，过去对清国史馆纂修模式的单一认识，其实并不准确。清国史馆作为历代以来建置最为完整的国家史馆，不仅有着长时间的运作，且针对不同传稿类型，也发展出了相应的纂修模式。此种“专刱”自陈寿祺、阮元开始，并为缪荃孙、谭宗浚、陈伯陶等人所沿续发展的纂修模式，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儒林》《文苑》等“类传”的纂修问题，在交稿后的审订与再修正，也使得传稿仍可以体现集体纂修与国家学术政策，而不至于为少数纂修官所垄断把持。

第二，阮元的《儒林传稿》纂修与“挫折”。长久以来，阮元《儒林传稿》一直为学界所重视。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一方面是因为该传稿为清代首部《儒林传稿》，另一方面也与阮元欲透过传稿纂修，建构一个以汉学为主体的清代学术谱系，并重塑清代学术体系息息相关。然而，让阮元意外的是，嘉庆十五年上交的传稿不仅遭到大规模修改，还出现遗失的状况。而今日所见之刻本则是刊行甚晚，也没有大量流传，由书肆私自出版的两卷本《国史儒林传》，假阮元之名风行中国甚至东亚。是以，单纯就传稿的纂修与刊行来看，这无疑是阮元学术生涯中一次关键的“挫折”。这一方面显示阮元在经历乾隆朝与嘉庆初的汉学极盛之后，企图以官方力量建构汉学谱系的失败。另一方面也表示即使在汉学相对盛行的嘉庆朝，当阮元的做法触及某种底线时，仍会遭到强大的宋学潜流反扑。阮元《儒林传稿》的挫折虽然看似是单一个案，却预示了嘉庆朝学术即将出现转向的征兆。

此外，如果我们细究流行于市的两卷本《国史儒林传》，则可以发现，两卷本虽然有许多地方沿袭阮元《儒林传稿》，但在修改过程中已经完全破坏阮元所欲建立的儒林体系，将阮元的意图消灭殆尽。书商所出版的两卷本《国史儒林传》，却回过头借用阮元的名声进行销售，使得阮元重新与《儒林传》建立起联系。因此，这也意外地让《儒林传稿》的流传与影响变得复杂了起来。

第三，清末民初的《儒林传》纂修与挑战。清代晚期的《儒林传》纂修，是过去学者讨论较少的部分。透过对多种传稿的分析，首先，可以看出晚清国史馆的运作，与盛清时期有显著差异。相较于过去皇权对史馆的控制，晚清时期的史馆总裁官与地方督抚对传稿纂修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这让国史纂修的“钦定”意义，变得更加复杂。其次，出于不同纂修官对清学发展的理解差异与外部学术环境变化，传稿的体例拟定与传文内容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缪荃孙虽然在学术立场上与阮元相近，却不采用阮元以年相次的方式排序人物，而是参考《明史・儒林传》，以汉宋学术立场分卷，并根据当时的学术环境对传文内容进行了调整。最后，我们还可以发现，旧有的《儒林传》体例架构，实不足以应对乾嘉以后新学科的蓬勃发展，以至于在人物收录安排上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从整体来看，清代晚期《儒林传》纂修过程所引发的诸多争议，为我们展现传统纪传体正史在晚清的挣扎，并得以一窥当时学者是如何面对与思考此一困境。

民初清史馆不规范的运作模式，则意外地让纂修官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也让人得以一窥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对清代学术的差异定位。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便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对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的讨论，不仅有助厘清过去《清史稿·儒林传》纂修过程的错误认识，同时也得以借此机会，一窥桐城派学者在清代学术史中的自我定位。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观察清中晚期至民初的汉宋学术争议，对《清史稿·儒林传》纂修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