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传言将有几万亿的财政政策安排，刚才您也提到要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债，对此能否确认？”10月12日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南方+记者向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抛出这一问题。蓝佛安回应：“具体的资金数量安排问题，将在经过法定程序以后，及时向社会公开。”如今，这一问题有了具体答案。

11月8日，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建议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议案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财政部门将按程序尽早下达分地区限额。

蓝佛安在会上介绍，从2024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再加上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

总计10万亿的财政政策安排直接为地方化债，释放了什么信号？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如何在化风险的同时实现强信心、稳增长？

近年来支持化债力度最大

此次政策力度到底有多大？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早在10月12日的发布会上，就提前预告：“这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无疑是一场政策及时雨。”

在8日的发布会上，蓝佛安又再次强调，安排6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是今年一系列增量政策的“重头戏”。

他介绍，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同时，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

“上述三项政策协同发力，2028年之前，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从14.3万亿元大幅降至2.3万亿元，平均每年消化额从2.86万亿元减为4600亿元，不到原来的六分之一，化债压力大大减轻。”蓝佛安说。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债务置换的意义既要看到近年来“力度最大”的规模效应，更要看到财政化债思路的重大优化以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效应。

“实施这样一次大规模置换措施，意味着我们化债工作思路作了根本转变。”蓝佛安说。他解释，一是从过去的应急处置向现在的主动化解转变，二是从点状式排雷向整体性除险转变，三是从隐性债、法定债“双轨”管理向全部债务规范透明管理转变，四是从侧重于防风险向防风险、促发展并重转变。

为地方化债，推动地方“轻装上阵”

数据显示，2023年末，我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85万亿元，全国隐性债务余额为14.3万亿元。放在国际上看，我国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较轻，大部分地方债务水平也不高。

既然如此，为何要出台如此大力度的化债政策？

事实上，尽管风险总体可控，但地方债务风险隐患仍不可忽视。《关于2023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表示，近年来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较快，有的地方债务规模较大、风险等级高，容易造成风险隐患。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万喆解释，债务周期通常滞后于经济周期，化债任务本身具有紧迫性。同时，地方财政目前压力较大，面临经济恢复基础不够牢固、财政收入不足等问题，地方财政压力会引发显性债务率等债务风险指标被动上升。

“如果地方财政压力大，市场的观望情绪会更浓厚。加之美国大选之后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从预期管理的角度来看，化解地方债务的紧迫性也在不断升高。”万喆说。

只有地方化债，才能“轻松上阵”。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财政部推动地方化债就是给地方政府解困，让其轻松上阵、更有力度推动经济增长。她将此次公布的“6万亿”比作一股“润滑剂”——让经济的齿轮和经济链条更好更快速转动起来。

解决“燃眉之急”，促进经济增长

总计10万亿元的财政政策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刘英指出，这次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旨在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能够大幅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为经济发展“兜底”；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政府支出直接拉动经济增长。每年地方政府需化解的隐性债务额预计将从原先的2万多亿元大幅缩减至4600多亿元。这些减轻的债务负担将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财政政策本身具有自动稳定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副作用也相对较小，避免了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通胀压力等不利影响。政府支出还可以直接拉动经济，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刘英说。

短期来看，化债政策能解决地方“燃眉之急”。蓝佛安在发布会上算了笔账，这次置换，近三年密集安排8.4万亿元，显著降低了近几年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务规模，让地方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同时，由于法定债务利率大大低于隐性债务利率，置换后将大幅节约地方利息支出。“我们估算，五年累计可节约6000亿元左右。”

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化债压力小了，就有了更多空间发展经济、保障民生。蓝佛安指出，实施置换政策将带来三方面的效应。一是将原本用来化债的资源腾出来，用于促进发展、改善民生。二是将原本受制于化债压力的政策空间腾出来，可以更大力度支持投资和消费、科技创新等，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调整。三是将原本用于化债化险的时间精力腾出来，更多投入到谋划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去。同时，还可以改善金融资产质量，增强信贷投放能力，利好实体经济。

蓝佛安在会上还宣布，结合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施更加给力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积极利用可提升的赤字空间。”对此，东方金诚首席分析师王青判断，这意味着2025年目标财政赤字率将从今年的3.0%，上调至3.5%-4.0%左右，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进一步打开。

他解释，这有助于有效应对各类潜在内外部冲击，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考虑到当前我国政府负债率远低于G20国家和全球平均水平，未来还有较大举债空间，由此，上调目标赤字率不会削弱我国财政可持续性，也不会显著增加通胀风险。

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的化债政策时，如何在化风险的同时实现稳增长？

万喆提醒，地方化债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多重风险，包括收缩效应、隐性债务显性化、投资效率下降、信用链条断裂等问题。鉴于各地经济和债务情况差异较大，万喆建议地方政府采取灵活多样的化解手段，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模式。整体目标是“化风险、强信心、稳增长”，但在推进过程中需谨防新的金融风险，确保化债措施取得实效，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

南方+记者 段江含 吴彬彬 赵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