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有我这么幸运。1981年9月，我再度踏进中学读书，而且，是具有雄厚师资力量的南片重点中学——安流中学。

       据说许多原来在外地教书的老师，由于无法解决好两地分居，不得不调回家乡。当时的化学老师张习成，是学校一张王牌； 语文科组长曾桂良老师，是全县语文教学权威；数学教师张观贵老师，由上海闸北中学调回；担任我数学的张占球老师，华南师范大学毕业；担任地理的叶老师，自韶关调回；中山大学毕业的张桂权政治老师，自江西调回；一直担任文科社青班数学的叔叔万文芳老师，自兴宁叶塘中学调回；担任物理的，是蓝福林副校长，政治老师开始是中山大学毕业的陈道珍老师，高二是毕业于华师的吴维青老师，高二的地理老师是周胜钧老师，数学是李桂祥老师，英语老师换得很勤，记得教过我们的有何宪光老师、张成瑞老师、张可求老师、邹志明老师、廖金声老师，历史是谢定安和谢嘉兴老师，体育课，先是陈振贵老师，到高二就由我们的班主任钟国光老师担任；我们的语文任课老师，高一时是李杞全、宋远明老师，高二是李作华、曾康布老师。

      第一学期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刘遂方，一手毛笔字写得很漂亮，记得他批评某个同学时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学习好的话就不会来到四班了。没有想到，我们班里歌唱得很好、用笛子把《对花》吹得很溜的同学回敬老师：“如果你教得好的话，就不会教四班了”，当场把老师噎得无言以对。我们也得知，那一学期，我们的高一（4）班评上了先进，刘老师自然也就没有争议地当选为先进班主任。老师很负责，带完第一学期，因为文理分科，我们又被打乱、拆分，我到了二班。数学换成了张占球老师给我们上课。

     那几年，老师们几乎都满腹经纶，几乎都是功底深厚的“文革”前大学毕业生，无意中却成就了学子们。他们认真、负责，大家都拿那一点工资，吃饭堂，集体排队洗澡，晚饭后沿着河堤散步。我们和老师还经常在大操场外围的河堤上散步途中相遇。

       当时，我们都多少知道一点学校原名叫“三江书院”，清朝末年创办，到那时已近百年。由于没有宣传，我还不知有“三畏九思学问，江翻浪涌文章”这一副对子，也不知道她光荣的历史。只知道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国凯曾经在这里读书，初中时在《羊城晚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部长下棋》，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也知道被毛泽东主席誉为“骨头都是红的”的副省长古大存，是安流中学的校友，上世纪二十年代担任三江中学教务长；还曾听说东征时期，蒋介石、周恩来等名人曾到过三江书院，蒋介石的声音响亮，宛若洪钟，书院讲话，远在安流桥头（当年还只是木桥）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在安流中学又读了两年高中。开头两个月很不习惯，常常鼻子酸酸的想哭，也不知是何缘故。李新礼，是里江小学低我三级的师弟，这回成了我同班同学了，低我两级的万汉滇、万九成、李永浩，则成为我不同班的同学。不习惯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我这回却不敢懈怠，因为到回中学读书，一来是胞兄万福云已经考上了中专——广东省商业学校，考中专看来并非太难，二来呢，是母亲觉得再不让我读书情理上说不过去，也为了免得日后让我埋怨，说她和父亲不公平。对我来说，当时全然没有这种想法。总之是，我的再一次的高中生活目的变得非常明确了——考上中专，或者大学。

       于是，我很快就融入了学生生活之中。早操、早读、早饭、上课、午饭、午休、上课、活动、洗澡、晚饭、晚修，我不但早上读英语，晚上也读英语。同桌笑话我时间不对，我却依然故我。因为，刘寿民主任——我大都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提醒过我，数学和英语是弱项；叔叔万文芳老师提醒过我，张汉书老师也这样说过，其实我自己也知道。

说起英语，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我在大都中学的时候，只读了一本粉红色封面的梅县地区编写的、薄薄的《英语》课本，前文已述；这时的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一年级试用教材，记得第一课为“Ｈow did Carl Ｍarks learn foreign language（马克思怎样学习外语）”，百分之九十的生词，学起来头都大。然而，我不敢放弃，早上读，晚上做完数学、物理作业，便又读起了英语，背单词，写句型。第一二课学完小测，我的英语成绩是27分。我很高兴——因为我考到了27分而不是10多分！很多一直读上来的同学，成绩也不过四五十分。我照例早上读，晚修也读，吃完晚饭散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一本小小的袖珍单词本，随时拿出来，心想就是记住两个单词也好。期中考试的时候，成绩刚好翻了一番——54分。学期结束的时候，英语成绩给了我回报——61分，重读高中，我的三好学生已经胜利在望——当时学校规定，必须所有科目（包括体育）及格，才够格参评三好学生。

       我还记得一件事。那是回到中学的第一次作文，李杞全老师出的题目是“当我踏进安中校门的时候”，一篇很抒情散文的题目。我激情满怀，因为当时“五爱楼”前的各位师兄考上大学的红榜还醒目地贴在墙上，可是，要下课了，我的本子上，一页竟然还没有写满——钢笔里又不是没有墨水！作文本发了下来，老师给了我“３０分”，不过，批语栏里，留下了老师的一行醒目的红字：“字写得很漂亮！”这件事对我而言，也不尽是坏事，它起码让我明白，如果笔不常动的话，文思就无法如同泉涌。

      那两年，我记得我读了不少的书与杂志。一本《作品》，或者《花城》，或者《山海经》，或者《收获》，伴随我度过了无数的中午。后来，学校开放图书室。于是，每天吃完晚饭，或者是第六节课后，我就早早来到阅览室，在琳琅满目的期刊书架间穿行，挑选好心仪的刊物，就找到一个座位，或者就站到一角，静静地在阅读中度过一个钟头的时光。这些阅读，对我的写作帮助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显而易见的。高一第一学期，学校举行作文比赛，我得了个二等奖，奖品是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可惜，这本书现已不知去向。高考的时候，第一次两篇作文——一篇说明性作文，一篇议论文，材料就是那幅有名的漫画——图下说明性文字是“这里没有水，换个地方再挖！”这道１９８３年的高考题，想必很多人都练过。我没有让１９７９年的错误再犯——让我刻骨铭心的作文没写完，在规定的时间里干脆利索地结束了战斗。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的语文成绩也没有让关心我的老师失望——９１分，在当年的安流中学，应该是排在前列吧！

      安中的两年，我们也唱歌。我们的文艺委员是吴方华。出身音乐之家的歌唱家吴方华，当时也许无法想象，今日会成为省级老总。那时，他的歌唱得很好。也许是家学渊源。他的父亲——音乐老师吴衡泰，是先前省级剧团的团长，他的母亲魏老师也是安中音乐老师。他的四兄弟全都是学校的歌唱家。那3个学期，方华教我们唱《北国之春》，唱《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骏马奔驰保边疆》，也唱《军港之夜》，唱《外婆的澎湖湾》。那些积极向上的、进取的、雄壮的、洪亮的、优美的旋律，伴着我们走过了美好的年华，也给我们留下了对那段生活的无限回忆。

我的高中，从１９７７年９月起就读大都中学，读到１９８３年７月的安流中学，中间还当了两年农民伯伯，横跨足足六年之久。

      后来，我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念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从此，我的高中生活真正画上了句号。

我很赞同尚宁和晓红的话：我们的中学时代，虽然苦，虽然累，但我们那一阵却活得目标明确、充实而又单纯，我们这个集体所有人都懂得团结与奋斗，也身体力行去奋斗。那是一段如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校友：万福友）

（本文节选自散文集《日月漫笔》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