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导致“市场失灵”特别是“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也为传统媒体向智库转型创造了机会。本文聚焦南方日报在珠三角区域的三个智库类产品，举例说明媒体智库如何分别缓解政府的信息能力问题、信息过载问题和信息匹配问题，并提出“下沉策略”有利于提升媒体智库作为信息中介的能力，为媒体智库转型提供新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媒体智库  信息不对称  政府失灵  下沉策略

信息问题，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也是决定政府能否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核心问题。但在实际运作中，政府常常面临“信息不对称”的挑战，从而导致“政府失灵”。

这为传统媒体尝试智库化转型提供了空间。媒体的本质是信息中介机构，因缓解信息不对称而存在。而媒体智库，使得传统媒体在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的基础上，可以当好基层治理的“大脑”和“手脚”，助力政府缓解“信息不对称”。

本文以南方日报在珠三角区域的三个智库类产品为例，引进“信息不对称”这一经济学的经典概念，尝试对当前热门的媒体智库化转型作出新的解释，并重点揭示出：政府普遍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挑战，为媒体智库化转型提供了机会；以面向基层开展案例寻访、评选、调研为场景，媒体智库可以分别缓解政府的信息能力问题、信息过载问题和信息匹配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基层政府“信息不对称”难题的主要表现；为更好地实现这一点，媒体可以依靠“下沉策略”，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更加敏捷的信息机构，嵌入基层政府信息网络之中。

一、信息不对称：媒体智库的机会

信息是行动的基础，也是政府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要掌握真情况、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需求、拿出真对策，再次说明了政府推进有效治理要重视“信息问题”。

但在经济社会实际运作过程中，各类主体总是为“信息不对称”所困。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上交易的双方因为劳动分工的不同，总是掌握着对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对信息不对称及其后果的探讨，此前往往集中在市场及企业层面。阿克洛夫、斯宾塞、斯蒂格利茨等先后从二手车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论证了信息不对称的普遍性。经济学界此后进一步揭示出信息不对称将会导致两种后果：事前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比如劣币驱逐良币；事后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比如应聘者在入职后偷懒。斯蒂格利茨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市场失灵称为“新市场失灵”（the newer market failures），并由此认为：既然市场失灵普遍存在，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就应遍布经济活动各个领域。但他同时认为，政府干预也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失灵。

对信息不对称的探讨，由此延伸到另一个主体——政府。在解决信息问题上，政府也不具备天然的优势，主要挑战有三：一是信息能力挑战，政府无法“全知全觉”；二是信息过载挑战，政府常常因为精力分散、人员配置等局限而无法应对海量信息；三是信息匹配挑战，政府所掌握的信息不能保证均匹配到有决策权的人员身上，从而提高决策效率。

当政府与市场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出现“双重失灵”，中介机构的作用就变得十分重要。作为缓解“协调失灵”的重要机制之一，中介机构之于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重视。而且，此前往往更多关注银行、商协会及其他类型的智库机构，而鲜少关注作为“信息中介”本身的媒体机构和由媒体衍生的媒体智库。与政务智库相比，媒体智库的视角更加客观中立；与高校智库相比，媒体智库的主题更加贴近热点；与商业智库相比，媒体智库的诉求更加聚焦公共。总的来说，媒体智库具有信息灵通、时效性强、贴合社会、高度关注公共利益等的特点，这使得相比其他智库，媒体智库更加适合帮助政府缓解“政府失灵”。

更进一步而言，从缓解“政府失灵”的角度，以信息传播为主业的媒体智库，因为其兼具“媒体”和“智库”双重属性，以“智库”强化“媒体”，以“媒体”优化“智库”，更有能力为政府应对信息不对称提供“对症下药”的支持：首先是发现功能，助力政府提升信息能力。媒体以广泛收集、快速传递、深入挖掘信息为本职，能够为政府收集治理信息、摸清治理“底数”提供常态化支持。其次是聚焦功能，助力政府缓解信息过载。媒体以设置议程、引导舆论、营造热点为长处，能够为政府统一共识、聚焦关切、开展“运动型治理”提供专业化支持。再者是连接功能，助力政府加强信息匹配。媒体以广泛连接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使命，能够为政府优化信息配置，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平台化支持。

在日常实践中，媒体智库以案例寻访、评选、调研为场景，将充分体现这些功能特点，帮助我们从缓解政府信息不对称的视角，进一步理解媒体智库的机会和作用。这也是下文的分析重点。

二、智库为何行：以三个产品为例

近年来，南方日报在珠三角区域深入推进媒体智库建设，分别在佛山开展南海区全国制造业“隐形冠军”寻访活动，在深圳开展“圳治”高质量发展案例评选活动，在珠三角多地开展寻访“出海标杆”调研活动，成为南方日报立足珠三角建设媒体智库的三个代表作。

这三个智库产品的共同点在于：以媒体的公信力为依托，以丰富的典型案例为支撑，以主题式的寻访调研为场景，以先进经验的扩散为目的。其背后共同的指向是，帮助政府应对信息不对称，并分别展示出如何应对信息不对称的三个具体挑战，即提升信息能力、缓解信息过载、优化信息配置。

（一）“隐形冠军”寻访：让“隐形”显形

2017年，南方日报携手佛山市南海区开展南海全国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寻访调研活动，通过全城大寻访、全媒体大传播、全社会动员，帮助该区寻访发掘出首批70家全国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随后，又分别于2020年、2022年评定第二批（40家）、第三批（39家）“隐形冠军”企业。截至目前，经过最新复评和认定，合计评选认定三批共144家企业。这些在全国、全球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乃至第一的制造业企业，比如汽车铝合金轮毂模具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的奔达模具、温控器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的天朋温控、磁性器材及元器件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的中研非晶等，首次集中展示出南海实体经济的硬实力。

南海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兼具“冠军”与“隐形”双重特点，生动地折射出基层政府的经济治理面临着广泛的信息能力挑战。因为，“冠军”意味着这些企业在全球和全国市场中已具有高市场占有率，理应成为经济治理的重点；但“隐形”又意味着它们在政府日常视野中缺乏知名度。而这些企业得到媒体寻访和获评“冠军”后，从位于政府扶持视野之外，一跃成为全区明星，这个前后变化鲜活展现了媒体智库通过构建寻访调研场景，帮助政府填补信息沟壑的积极作用。

在信息能力上，政府并不“全知全觉”，不具有令人信服的充足优势。具体到经济治理领域，相比面对大型企业、龙头企业，政府面对广大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更加明显。而“隐形冠军”企业专注生产不为大众所知的中间产品，情况更甚。那么，在南海“隐形冠军”企业评选这个案例中，南方日报为当地应对这个挑战提供了哪些助力？

首先是引进概念。“隐形冠军”最早由德国学者赫尔曼·西蒙提出，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而南方日报将其引进到南海，在中国县域城市中尚属首次。该概念中的“冠军”突出了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而“隐形”又巧妙地对应了企业在大众知名度中的反差，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品牌效应。其次是加贴标签。作为评选主办单位，南方日报在整个过程中以“隐形冠军”为主题，每批按“寻访冠军”“表彰冠军”“组织冠军”三个步骤，历时五年为三批共144家企业贴上“隐形冠军”这一品牌标签，成为这些企业简洁易记的一个符号，也成为标记高质量企业的一种“信号”机制。再次是全程宣传。在南方日报的策划设置下，南海144家“隐形冠军”企业经过事前发布造势、事中宣传推广、事后经验传播，其标签效应不断得到放大，也加速打破了冠军企业之间、冠军企业与要素市场之间，以及与政策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传播和交流知识的新闻出版机构值得研究关注，也不应无视广告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南方日报为南海区引进“隐形冠军”概念，由此标记出一个“隐形冠军”企业集群，客观上等于为当地政府架设了一套让好企业“显形”的信号体系，从而提升了政府的信息能力。

（二）“圳治案例”评选：为“密集”定价

南海“隐形冠军”寻访展现了媒体智库对外释放企业质量信号的功能，而深圳“圳治案例”评选则展现了另一个功能：对内缓解政府信息过载。

信息过载挑战，是政府应对信息不对称的第二个挑战。在世界范围内，各地政府总是因为人力、精力等配置问题，导致信息过载。这个挑战在我国更甚。当前，国内基层政府正面临着多元政绩竞赛的压力，导致各级政府需要应对激烈的“注意力竞争”，且政府注意力的分配影响政府公共资源的分配。鉴于此，注意力而不是信息，成为组织的稀缺资源，而组织是一种关于注意力分配的系统。在中国，注意力竞争倒逼出基层政府的不少行为策略，比如形成一种“运动型治理”体系，与常规的“科层型治理”体系共存，并有利于打断基层按部就班的惯性；还比如把“领导高度重视”作为一种注意力分配方式，通过“成立专班”等调动各级注意力。

在应对“注意力竞争”的过程中，媒体智库的作用十分重要而又独特。南方日报在深圳开展“圳治”评选，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可以说是中国创新密度最高的一座城市。在深圳，围绕创新案例的注意力竞争自然极为激烈。当创新密集时，对创新的“定价”就变得稀缺。而为“密集”定价，便成为媒体智库在深圳的重大机会。

经过近年来的打造，南方日报在深圳已形成每年度6+N的“圳治+”案例评选活动矩阵。其中，“6”包括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案例评选（持续举办6届）、深圳治理现代化案例评选（持续举办5届）、教育高质量发展案例评选（持续举办5届）、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案例评选（持续举办4届）、民营经济营商环境改革案例评选（持续举办2届）、新兴产业创新案例评选（持续举办5届）。以此6项活动为牵引，“N”既指更多领域的联动，包括将参评领域扩至其他民生、行业领域；又指更多形式的互动，包括开展案例设计辅导、基层工作评估、举办创新擂台赛等，调动更多创新主体参与其中。

从为“密集创新”定价的角度，“圳治”系列评选至少起到两个积极效应：

一是自上而下赋予意义，帮“上级”发现。每一场“圳治”评选活动的议题设置，都紧扣时下最重大的发展课题或最热门的政策议题，并有的放矢地挖掘、寻访、提炼和传播相关的创新案例。比如，举办以“治理现代化”为主题的评选，是对2021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关部署的积极响应；举办以“金融扶持实体经济”为主题的评选，则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贯彻落实。这些主题自上而下地赋予了深圳创新实践的意义，既体现了“中央有所呼”的战略高度，也体现了“特区有所为”的深圳创新，更体现了“党媒有所应”的议题设置作用，客观上帮助上级从海量的创新信息中，筛选出值得向全省、全国作出示范推广的深圳案例。

二是自下而上推荐推广，帮“下级”涌现。借助这6大主题评选，深圳市、区、街道三级党委政府，100%参与了南方日报的智库活动；一批活跃在基层一线的社区能人，登上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展示风采；在深设有分支的金融机构，100%参与了相关主题活动；全市超过一半的中小学校，登上了南方日报、南方+线上线下的宣传平台；一批产业园区、专精特新企业，也成为南方日报在深圳发起多项公共议题的发声主体。深圳多个领域的创新主体，借助南方日报的评选和宣传，获评多类最佳案例奖项，从激烈的创新竞争中脱颖而出，被大众所看见。

“卖方”如要让“买方”相信产品的质量，就需要对外传递信号（signaling），且不同发送者存在“信号成本差异”时，传递的信号才可信。意义的赋予、荣誉的授予、党媒的宣传、政府的背书，一定程度上起到为深圳密集的创新“定价”的作用，扩大了获奖者与其他创新者的“信号成本差异”，帮助一批又一批的基层创新案例，竞得了稀缺的政府注意力资源。

（三）“出海样本”调研：借“标杆”发现

政府应对信息不对称的第三个挑战，是如何优化信息的匹配。南方日报在佛山、东莞、深圳等地发起的制造业“出海标杆”调研活动，展现了媒体智库在助力政府优化信息匹配层面的空间和作为。

所谓信息匹配，是信息与决策权之间的匹配。无论是消费的决策者，还是生产的、管理的决策者，如能将决策所需的信息与决策权相匹配，就能提高决策效率。相应地，拥有更大决策权的人，应该拥有更多有用信息。但市场上的现实是，经济主体用以决策的知识从来就是分散分布的，于是经济学要应对的底层问题就是知识分工背景下的知识协调问题。

在具体的市场活动中，企业跨区域尤其是出海投资，是企业面临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领域之一。尤其在新冠疫情防控放开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多地企业需直面新一轮出海投资的不确定性，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挑战。

在此背景下，南方日报在2023年面向佛山、东莞、深圳等城市发起制造业“出海标杆”调研活动，重点聚焦制造业企业出海投资的典型案例、最新趋势和主要挑战。以佛山调研为例，南方日报以当地108家外向型骨干企业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座谈交流、数据分析等方式，形成了一份5万字的白皮书及一组全媒体报道，及时展现了佛山制造业新一轮出海投资的新趋势、新特点。白皮书还重点对其中29家“出海标杆”企业进行了翔实的个案分析，把“标杆”的信息价值进一步放大。

在知识分散分布的情况下，既然单个市场主体无法解决所有主体的知识匹配，那关键就在于如何依靠市场本身。特别是由于利润动机使然，企业家能够成为发现和协调知识的主体，而“企业家发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标杆企业”，无疑是指引其他企业发现新大陆的“信号塔”。为发挥“标杆企业”的这一作用，南方日报的调研活动主要运用了以下策略：

一是让“标杆”说。佛山“出海标杆”调研开展了两轮的企业调查。第一轮综合官方统计数据，梳理出108家佛山外向型骨干企业名单，提炼出企业全球化投资的若干新线路，绘制成一张出海投资新地图；第二轮是按“草”（小草型企业）、“灌”（灌木型企业）、“乔”（乔木型企业）三个规模层次，从中选取29家“标杆中的标杆”开展深度访谈，并提炼出关于新一轮出海的9条挑战和7条政策建议。南方日报据此承办了2023年佛山国际商会年度峰会，邀请“草”“灌”“乔”三类各一家代表企业分享出海经验。

二是跟“标杆”走。跟随标杆企业出海的脚步，南方日报携手佛山市工商联，组织10余家企业前往非洲的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三国进行调研，并邀请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周其仁全程指导，以佛山企业为样本，提炼出中国制造业企业投资非洲的若干条有效战法。这些出海案例通过媒体宣传进行传播扩散，有效带动更多佛山企业前往非洲考察或设厂。

三是靠“标杆”联。在组织开展“出海标杆”调研的过程中，南方日报有意识地携手当地工商联、贸促会等系统，共同挖掘标杆、调动企业、传播知识、凝聚共识。在传统认知中，工商联、贸促会等机构组织并不是“强势部门”，但置于缓解政企信息不对称的视野下，这两个部门不仅成为企业信息的“蓄水池”，也成为企业知识的“扩音器”和“互联网”，展现出其在新阶段“联工商”“促贸易”的新价值。

以上的“隐形冠军”“圳治案例”“出海标杆”三个智库案例，共同点都是政府将破解信息不对称的抓手诉诸市场竞争中的主体，诉诸企业。推动政府诉诸企业，从而提升自身信息能力，缓解信息过载，优化信息匹配，最终能更好服务企业，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这是媒体智库作为政府与市场“信息中介”的题中之义。

三、下沉策略：信息结构的支点

媒体智库要助力政府破解信息不对称，自身就需要改造成一个更加敏捷的信息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方日报自2003年提出“深耕珠三角战略”，特别是近几年面向珠三角大力实施“下沉策略”，切中的正是这个要害。

2003年12月，在珠三角一体化进程提速的背景下，南方日报开设“珠三角新闻”版，并于2004年6月开办首份地市观察版《佛山观察》，由此拉开“深耕珠三角战略”的帷幕。2019年后，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实施的战略机遇面前，南方日报又提出了“下沉策略”，“深耕珠三角”进入新阶段。所谓“下沉策略”，指大力推进包括平台下沉、内容下沉、服务下沉和人员下沉“四个下沉”，将“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深度嵌入大湾区一体化格局之中。

以“下沉策略”为支点，南方日报从以下三个层面作出努力，尝试打造一个更加敏捷、更加贴近知识分散分布的信息网络：

一是打造了利于分散处理的站点体系。在珠三角九市，南方日报均设有记者站（2021年统一升格为分社），下沉人力超100人。南方日报借此在珠三角构建起覆盖市、区（县）、镇（街）三级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以2023年计，南方日报在九市刊发版面超3000个，在移动端发稿达12.9万篇。这一扎根珠三角基层的站点体系和传播体系，为智库转型构建起一个比较密集的信息触点网络。

二是打造了利于条块结合的观察体系。覆盖市、区（县）、镇（街）三级的站点体系确保了信息处理的“块”的优势，而观察体系的构建则强化了“条”的结合。在日常运作中，南方日报的智库研究重点聚焦三个主题方向：制造业变革研究、城市比较研究、基层治理创新研究。这三个主题方向，既是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珠三角区域相比我国其他区域的优势所在，具有面向全局的研究价值。“块”的下沉体现了媒体智库的扎根优势，“条”的聚焦则体现了媒体智库的高度优势，条块结合、跳出一域，有助于提升信息能力。

三是打造了利于试错反馈的产品体系。媒体智库能否有效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最终需要一个个具体的智库产品作为抓手。以上述三个智库产品为代表，南方日报在珠三角推出包括调研寻访、论坛活动、主题报告、跨国对标等智库产品线。这些产品也是响应地方需求的成果。“下沉策略”推动了人员、平台、内容、服务的下沉，自然也带动各分社与基层各主体高频互动，嵌入珠三角治理体系的肌理之中，并不断试错迭代，为基层提供更贴近当地需求的媒体智库产品。

以信息不对称为视角，“下沉策略”实际上带动两张信息网络的耦合：一张是基层政企信息互动网络，一张是媒体信息处理和知识协调网络。“两张网”重叠度越高，媒体智库的空间就越大，助力政府和市场克服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就越强，媒体的生命力也将越强。这是南方日报在珠三角仍需不懈努力的方向。（参考文献略）

作者：

林焕辉  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部主任

南方传媒研究  2024年第4期  总1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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