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完孩子马上走,她们害怕留在医院成为军队攻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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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衍霈在加沙地带南部的纳赛尔医院为一名新生儿进行检查 摄影/Mariam Abu Dagga 图/MSF

加沙人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世界听到,他们情绪激动地站在供水车上,想引起国际救援人员的注意,大声喊着:“快停火,我们要吃的,我们要水,我们要回家!”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编辑 / 陈雅峰 rwzkcyf@163.com

“他们觉得世界忘了他们”

苏衍霈将启程再去加沙。

她上一次去加沙是2024年5月。在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苏衍霈在纳赛尔医院执行了6周的救援工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无休止的激战让加沙人民被迫不断迁徙逃难,纳赛尔医院成了加沙南部最后一家综合性医院,苏衍霈所在的无国界医生与当地卫生部门等多方,重启了因袭击而关闭的纳赛尔医院的妇产和儿科部门。

从加沙回到香港之后,苏衍霈也回到了熟悉的都市环境和常态下的医院工作,加沙成了一个遥远的地名。电视上仍经常播放加沙的冲突报道,苏衍霈会格外关注新闻提到的具体位置,她担心着加沙的当地同事。“我不知道他们还活着吗,他们的家人安不安全,但我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现在更困难,他们已经住在帐篷里很多个月,都没有改变,现在还在打仗。”

当我采访苏衍霈此前的加沙救助项目时,却得知她将再次前往加沙的消息。“为什么这么快再去?”

“他们需要人手,刚好我有空。”在视频连线的采访中,苏衍霈说。她刚从医院忙完回来,正在吃东西加餐。2013年她从香港中文大学护理学系毕业后,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工作近6年。7月回香港之后,她马上又问无国界医生,何时有项目能让她再回加沙。

▲2024年5月6日,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在以军下达撤离命令后,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再次携带个人物品离开 图/MSF

2024年2月,纳赛尔医院曾因遭受攻击而被迫关闭,自5月开始重新接待病人以来,这座医院在战事频发的极端条件下,坚持为周边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和救助——医院周边,有不少住在帐篷中的难民。无论是应对持续涌入的伤员,还是面临随时可能出现的撤离危机,这家医院的命运牵动着整个加沙地区的医疗系统。

每次大型爆炸发生,医院都会涌入大量伤者,苏衍霈总是清晰记得那股特殊气味。那是一股许多人的皮肤被炮火烧焦的气味,而她的其他同事印象深刻的则是伤口感染的味道——闻起来像是变质的油。仅在7月,无国界医生在纳赛尔医院和阿克萨医院的医疗团队就应对了10次因爆炸而大量涌入医院的重伤群众。这些爆炸往往发生在武装冲突之后,发生在那些流离失所者的避难区。

8月28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粮署)宣布,暂停其雇员在加沙地带的行动,暂停在加沙的人员流动。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一支世粮署队伍在执行完援助运送任务之后,在返回的途中,在离以色列控制的检查站仅几米远的地方遇袭。世粮署执行干事麦凯恩称该起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并呼吁以色列当局和其他所有冲突相关方立即采取行动,确保在加沙地带的所有援助人员的安全。

世粮署“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倡议项目的报告显示,加沙地带目前已有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这些人口大多集中在水、卫生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明显减少的地区。近50万人正在经历“灾难性”饥饿。到2024年9月,加沙地带约96%的人口(215万人)将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此外,约60%的水、清洁和卫生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仅44%的主要医疗中心还在维持部分功能的运转。

▲拉法原是个容纳30万的小镇,但现时已有150万流离失所的人挤在此地 图/MSF

在加沙,人们有时会感到世界遗忘了他们。让苏衍霈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加沙人民的愤怒。供水是无国界医生在当地的重要项目之一。供水车旁经常发生小型抢砸事件,一些当地人爬上供水车砸石头,试图抢饮用水。苏衍霈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她和同事们都能理解这种强烈的愤怒,这些人往往是加沙年轻人:“他们觉得世界忘了他们,非常无助,才会失控。”

加沙人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世界听到,他们情绪激动地站在供水车上,想引起这些国际救援人员的注意,大声喊着:“快停火,我们要吃的,我们要水,我们要回家!”

产妇不敢留在医院,

因为医院成了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5月,当苏衍霈经历数次航班辗转和数日境外等候、终于到达需要重启的纳赛尔医院时,她被眼前的一切震住了,同行的当地同事则是直接哭出了声。医院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臭味,屋子里还有受害者的遗体。整座医院大楼的结构还完整,但水电路线已经被摧毁,门窗被打烂,病床等医护设备全被彻底破坏。

“当时,我觉得可能等不到重开的那天了。”苏衍霈说。

然而,一开始招工,医院之前的团队便很快重新组建起来了。重启医院的首个任务是清理残迹和恢复水电供应,主要由建筑师和工程方面的工作人员来负责。“很快开始通水电了,我们大概清理了一个星期,有些房间可以用了,我们就先用,再慢慢处理其他被破坏的东西。”苏衍霈说,开启项目一周后,这座关停了三个月的医院开始重新接收病人。

▲纳赛尔医院,拥挤的患者和家属 图/MSF

在这支高效团队的背后,是加沙人民对改善处境的渴望。纳赛尔医院雇佣的大多是本地员工,苏衍霈有不少年轻、优秀的当地同事,其中一些人是医科大学读最后一年的学生,还有一些正在学校学建筑的未来建筑师。“他们告诉我,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发生后,他们所有的梦、对于未来的所有希望,全都破碎了。”

“我心里面就想,他们现在确实无法继续回学校读书,但其实他们没有放弃,他们还在努力。”苏衍霈说。

在为期6周的救援项目期间,苏衍霈的工作岗位是医院的助产士活动经理,负责的主要任务是重开医院的妇产科,还需在战争地带开启家庭生育计划,以及面对性暴力幸存者的支持及生育支持服务——医院还重开了性暴力等门诊部。根据实际需求,医院新增了许多针对营养不良的项目,增设了母乳喂养室。这家医院也是当地最后一家提供妇产和儿科护理的三级医院,重启以来,医院每天协助25-30宗分娩。新生儿重症病房设有29张病床,以及为高危新生儿设置的婴儿保温箱。

战事恶化的速度,还是远远超出了苏衍霈的预期。“其实我们想过病人会很多、工作很难,但我们没有想过加沙的其他地区会这么快被攻打,也没想过其他医院会关闭得那么快。因为其他地方被攻打之后,大量人口就聚集在加沙的中南部地区。我在加沙的时候,看着越来越多人聚集而来。”从医院重启的第三周开始,医院涌入的病患已经远远超出了医院的承载力。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封锁和极端的安全环境,医院需要的医疗用品也无法及时供应。这意味着,有些医疗项目不得不被叫停或推迟。“我们会尽量医治和帮助他们,但是面对很多种病,其实药都不够。”苏衍霈表示,她和同事们需要非常留心医疗器材的使用情况,从重启医院的第三周开始,医院就没有手术使用的无菌材料了,一些不太紧急的手术就得推迟。

在加沙南部,许多逃难而来的人们拖家带口地住在帐篷里,在经历战事和亲友伤亡等多重打击之后,许多人的身体抵抗力已经变差。帐篷聚居区的卫生条件恶劣,缺少干净的饮用水,加上天气湿热,这增加了疾病暴发的风险,对大部分难民的营养和健康状况产生灾难性影响。

苏衍霈见到了大量营养不良的儿童,并伴随着腹泻、脱水、甲肝及皮肤感染等情况。因为卫生条件的关系,苏衍霈自身也曾感染皮肤病。

许多孕妇出现了高风险的并发症,如子痫前症、败血症等这类与血压相关的并发症。还有不少孕妇出现了胎死腹中的情况,大部分妇女都出现了早产、营养不良及产前流血、产后流血等并发症。有一次,苏衍霈接待一位将要生产的孕妇时,发现她的脚都炸烂了,苏衍霈问她为什么来那么迟,孕妇说她住的帐篷非常远,因为打仗不敢来。医护人员紧急开刀,孩子还是没能活下来。

面对早已受损的城市基础设施,不少人直接放弃了医疗求助,因为无论是需要医疗服务的孕妇,还是需要接受治疗的儿童,他们去往医院的路上可能遇到危险,路途奔波也可能加大并发症的风险。无国界医生与联合国组织有一个妇女合作项目,尝试在每个聚居点都设一个医疗点,让孕妇能就近生产。偏远地区则派救护车去接,而偏远得无法通车的地方,人们就用驴子载着病人来到医院。

“影响他们来不来医院有很多因素,有一个因素是当地人蛮害怕医院的,他们觉得医院是最危险的地方。”让苏衍霈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孕妇在医院生产完,两三个小时后就要带着婴儿再次上路回家。“因为医院和学校被攻击,所以当地人很害怕在医院待着。要么就不来,要么来了以后非常快又走,她们很害怕留在医院,成为军队攻击的目标。”

“一般来说,打仗双方不能碰交战地区的医院和学校,可是这一次加沙的医院和学校都被攻击。当地人当中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通识,就不能待在医院和学校这样的地方。”苏衍霈说,在加沙,能否向需要救治的人们施行救助,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医学层面的问题。

“精疲力尽与精神创伤,

根本无法形容他们持续面对的失去”

苏衍霈上一次离开加沙之前,纳赛尔医院的产房迎来了一千多名新生婴儿。

目前,在纳赛尔医院和阿克萨医院的无国界医生医疗队,除了要面对大量伤者,医院自身也面临着战争的攻击风险,援助物资和人员的通行也面临着相当大的阻力。事实上,在加沙的医院前线,医护团队要面对的不仅是持续冲突下的医疗困境,还要面对无止尽伤亡的心理重担。

▲在以色列轰炸中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在阿克萨医院接受治疗 摄影/Karin Huster 图/MSF

苏衍霈有一位当地同事是手术室的主管,他的三个女儿都因为战争而丧生。他看到苏衍霈的头发便回忆:“Fatima(他女儿的名字)的头发就是这样的。”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同事还在努力工作,展现出了专业和高效的职业素养,他们的坚强也感染着苏衍霈。苏衍霈接触的每一位加沙人都在2023年10月以来的冲突中丧失过亲友。他们一生存款买的房子在战争中化为乌有,因为炮火降临而不断迁徙,不少同事都住在帐篷里。苏衍霈在医院里总是听到无人机盘旋和炸弹爆炸的声音,一开始她有些受影响,但后来也习惯了这个声音。医护团队开始根据爆炸声的响度和距离,来判断伤亡程度。

巴黎奥运会开启的7月,无国界医生在纳赛尔医院和阿克萨医院的医疗团队应对了10次因爆炸而大量涌入医院的重伤群众。医院内的医护人员为了照护严重伤员,已经濒临极限。

“你就在人群里,站在急诊室内的一摊血泊中。房间里很嘈杂,而你能确切地闻到周围的血腥味。”无国界医生医疗组组长贾维德·阿卜杜勒穆奈姆说。7月13日星期六,纳赛尔医院接收到数百名遭受以色列空袭的伤亡者——袭击发生在以色列军队先前不断建议流离失所的人们前往的区域。贾维德曾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伤亡事件中工作,但加沙带给他“刻骨铭心的恐怖感”。

贾维德和同事紧急为患者提供手术、创伤与烧烫伤照护,但他忽然看到一位无国界医生的麻醉科医生出现在急诊室。贾维德问他为什么不在手术室而在这里,麻醉医生说:“我刚听说我的家被炸毁了,而我的女儿和侄子就在这里某处。”后来,贾维德才得知他的侄子已丧生。

“所有同事都直接受到暴力和流离失所的冲击,你根本没有时间消化一切。他们已经这样生活了九个月,一边工作一边听到亲人遇害的消息。精疲力尽与精神创伤根本无法形容他们持续面对的失去。我们只是在等着下一次大规模伤亡事件的到来。”贾维德说。

▲苏阿德(Suad)刚刚在纳赛尔医院分娩。“自我怀孕以来,战事使我们疲于奔命,使我们流离失所—整整五次。” 摄影/Mariam Abu Dagga 图/MSF

连医护人员自己也要被迫不断逃命。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无国界医生的急诊护士卡米勒和医院门卫海德尔一共经历了18次流离失所。卡米勒说,“冲突爆发时,我们坚持在家里住了四天。那时我的孩子们总是从睡梦中惊醒,等着我过去抱着他们安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说那不是轰炸,是在放烟花。”

自2023年10月以来,长达10个月无休止的激战令加沙人民流离失所,加沙冲突导致人道援助极端缺乏,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屡见不鲜。每当战火、纷争、暴力或侵略行动爆发时,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就是妇女、儿童和老人。6月29日至7月5日期间,纳瑟医院的儿科急诊部仅一个星期内就接收了2600名患者。

这也是苏衍霈希望能回加沙的重要原因。作为助产士,她认为,在战争地带,妇幼健康对医护人员的专业性和敏感性的要求更高,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做。而她首次赴加沙执行救援任务时,助产士的岗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招到人了。在加沙的医疗项目之前,苏衍霈曾在2022年前往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参与救援项目。2023年6月到9月,她在地中海中部的无国界医生搜救船开展救援项目。

在救援中,她发现这些地方的很多女性无法为自己的生命做主。“在这些地方,妇女的权利是最低的,她们甚至都不是人,而是一个家庭可以随意处理的财物,可以去交换一壶油、一头羊。我经常就是很愤怒,因为在我们生长的地方,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捐血、打点滴。可是在那些地方需要她们的先生或监护人的同意,我们才可以救助她们,所以延迟了很多的医疗救援,令更多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在以色列轰炸中受伤的巴勒斯坦人被用驴车送到纳赛尔医院 图/视觉中国

因为助产士这一工作的特殊性,苏衍霈观察到冲突地区的性暴力情况相当恶劣,著名的刚果医生穆奎格曾说“强暴是最低廉有效的战争武器”,“因为大家都只关注打仗和冲突,妇女和小孩的情况,是最不受重视的。”

苏衍霈曾救助过被家人抛弃、遭受性暴力的小女孩,那是一位妻子,也是一个13岁的孩子。那个小姑娘在救助成功恢复健康之后,被送到了妇女保护机构。“这个经验告诉我,他们是有非常大的困难才会走来向我们求救,所以我不可以放弃他们。我也告诉自己,我不可以放弃。如果你不放弃的话,可能他们的人生会有一些一点点的改变。”

9月22日,苏衍霈再次从香港启程前往加沙,进行医疗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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