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朱锐在授课中 图/新华社
哲学院的学生杨暄婷能感受到,对朱老师而言,死亡本身不是特别悲伤的事,他在一生中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收获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对学生、大众有更多启发,对他而言也许就够了,是“很尽兴的生命姿态”。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2024年8月3日,整夜大雨后的北京终于放晴,一场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朱锐的遗体送别仪式。8月1日,癌症晚期的朱锐在北京市海淀医院逝世,享年56岁。
朱锐本不想在去世后举办葬礼或任何追思仪式,他想用生态堆肥的方式,“化作春泥更护花”。考虑到家中长辈的意愿,他最终同意了传统丧葬仪式,火化后将骨灰葬至老家安徽怀宁。
在走到死亡的路口前,这位哲学教授早有表态。“如果我哪天倒在课堂上,大家不要为我悲伤。因为哲学家,是不恐惧死亡的。”2024年3月,朱锐在课堂上公开自己正处于癌症晚期,前两周缺课是因为身体原因,在场的学生把他的这段话发到网上,引发广泛关注。
当时朱锐还在接受化疗,每次上课前都要服用大量止痛片。这学期他正在开设的是一门名为《艺术与人脑》的哲学课,座无虚席,有的学生从隔壁教室搬来椅子,有的学生直接席地而坐。有次课堂上,朱锐接到医生电话,他平静地回答:“你现在正打扰我上课呢。”
学期尚未结束,朱锐告诉学生们,自己的化疗停止了,并不是因为病治好了,而是化疗没用,“这样,就能为学生们上每一节课了。”他的助教、哲学院博士生赵海若回忆,早在上个学期《西方哲学原典》的课堂上,朱老师就带大家从电影片段和古希腊悲剧中思考“恐惧”和“死亡”。对死亡的恐惧是非理性的,不再恐惧,是因为理智的光辉,而不是所谓的“更加大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哲学就是练习死亡。”练习死亡的目的是战胜非理性的恐惧,到最后,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这句话成为朱锐生命最后的一个注脚,“只要是倒在我自己选择的路上,那就是自由的。”
作为病人的尊严
顶着爆炸头,戴副圆眼镜,打扮考究,这是许多人大学生对朱锐的初印象。
朱锐曾在美国的大学执教超过20年,2018年回国,先在深圳大学就职,后被聘至人大哲学院,任“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的首席专家,并开展教学。
学生胡可欣记得朱锐作为一名“病人”的变化。最早“爆炸头”的朱锐让她感觉有点像疯狂的科学家。后来,朱锐一直戴着帽子和手套,哪怕到了夏天也不愿意摘下。那时候,朱锐已经开始化疗,他小心遮住剃发和输液的痕迹。
▲朱锐 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官网
有段时间朱锐的治疗效果不错,他开心地摘下帽子对同学们说:“你们看,我的头发已经长出来很多了。”
不久,有一次课后可欣有问题想找朱锐交流。朱锐停下脚步,脸上挂着惯常的笑容,语气平静,“我们下次再说吧,我现在浑身太疼了,需要早点回去。”
这样的回答让可欣觉得难受,“你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但他表现给你的永远都是那样轻松自然的状态。”
关于自己的病情,朱锐最初也没有告诉学校,同事们只约略知道他生病了。朱锐没有申请减轻教学任务,反而额外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课程,这本不在他的“工作内容”之列。
人大哲学院院长臧峰宇曾在探讨哲学研究的意义时写下这样的思考:“什么是我们在生命中不可失去的,我们执着地相信的东西是否真实,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是否如同一场梦境,善恶的选择与命运有何关系,如果生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应当怎样度过。”
那时,朱锐病重的事情已经“瞒”不住了。臧峰宇写上文时,读到朱锐在微信朋友圈表达的感想:“学哲学带给我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我不再恐惧死亡”,“哲学告诉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每次见到朱锐,臧峰宇都被他的达观和热情所感染。在对朱锐深表感佩的同时,臧峰宇深感思想可以通达生命的本质。哲学让人在向死而生的途中超越自我,因而学哲学就是练习死亡,这是来自生命深处的豁达,深切表明哲学家对这个世界的深爱和勇气,而未经审视的生活终究是不值得过的。臧峰宇知道,朱锐希望把时光奉献给学生,更多地传递哲学的思想力量,“朱老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哲学学者面对生命现实时所具有的勇气,也让我们看到了努力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情怀。”
2024年3月,学生把朱锐在课堂公开病情的事发到网上后,同事、同行、记者以及慕名前来旁听的人瞬间涌入朱锐的生活,其中大部分探视或采访朱锐都拒绝了。他提出要继续上课,哪怕身体撑不住,也要用视频在线上讲课。
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师门没有人知道朱锐住在哪间病房。“我给他发一堆消息,他会一条一条回复我学术上的疑问,却总是跳过问他身体状况的那一条。”可欣至今记得朱锐谈论起病情时的平静甚至幽默,当时他已经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要经过几期化疗,医生说五年内的生存率大约在10%。“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觉得自己可以扛过去。他并不害怕,也希望我们不要害怕。他说做哲学的人是不害怕这些东西的。”
很尽兴的生命姿态
人大哲学院2020级学生杨暄婷刚上大学的第一节课就是听朱锐的讲座,她对朱锐的第一印象是:特别有热情、知识面丰富、讲课生动,完全没意识到他已经五十多岁,这也是朱锐给学生们留下的普遍印象。大三时,本来应该是朱锐上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却因为“老师生病”换了另外一个老师来上。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老师的病是癌症。
直到后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帖子和报道,杨暄婷才知道朱老师病情的严重程度。她当时非常震惊,印象中朱老师一直有无限热情,平时喜欢登山这样的户外运动,根本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
再见到朱老师就是毕业典礼致辞的视频,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杨暄婷突然掉下眼泪,感受到一种最后的告别。让她感动的是,朱老师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还在保持着对学生思考的指引、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她下意识拿出手机开始录视频。她感觉到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记录与他有关的记忆,于是举着手机把大屏幕上朱锐的致辞全部录了下来。
那是2024年6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毕业典礼,视频画面中的朱锐头发稀疏,面容消瘦,两颊凹陷,肩膀与胳膊已然瘦到脱相。朱锐留给同学们的最后一课是关于“内卷与躺平”的思考,他在视频中引用法国社会学家勒内·基拉尔的思想,“基拉尔设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小男孩走进他的玩具室,尽管满屋子都是玩具,但是他不知道该选哪个,无聊之中,他随便拿起一个车,在正要放弃这个车去拿另外一个玩具的时候,他的妹妹走进来了,他的妹妹看见哥哥手中的车,就向他索要,但哥哥不愿意给妹妹,于是两个人就直接发生口角甚至冲突。这就是基拉尔设想的一个简单场景。”
“在基拉尔看来,这里面所包含的道理,实际上是一种成人和儿童共有的欲望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欲望,是靠社会模仿产生的,小男孩他本来不希望要这个车,但是因为他妹妹要这个车,所以他也要这个车,女孩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当欲望跟事物的价值出现脱钩、脱节的情形时,一个很随意的外在机制,就可以导致这种欲望的冲突,甚至引发战争。”
朱锐提出,我们所谓的内卷是不是属于模仿欲望下的一种情形?他觉得,“我们之所以内卷,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人多,也不一定是因为资源少,而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欲望被外在的机制单一化,于是我们就像那个男孩或者女孩一样,为一个东西进行无谓的争斗。相反,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把自己的欲望与事物的真正价值相连接,也许我们就可以自然地实现欲望的多元化。而当一个社会的欲望实现多元化的时候,所谓资源的稀缺,也应该会被相对缓解,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应该会被相对降低。所以并不是说在内卷之外只有低欲望或者无欲望,而恰恰在于,我们通过对欲望的培养发展以及对欲望机制的自主性的改造,可能可以进入一个高欲望但是低内耗的大同社会。”
他在最后送给学生们的祝愿简单朴素,绝非社会价值排序中的“成功学”——“希望大家,无论你以后发现自己在哪里,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是在中心还是在边缘,是高还是低,是大还是小,是抟扶摇直上九万里,先图南,后适南冥;还是振飞不过数仞而落地,翱翔蓬蒿之间,尽显‘彼且奚适也’的风流或怡然自得,你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并且凭借你的善良、智慧和‘人大人’该有的坚韧不拔,使那片天空因为你而灿烂,因为你而闪烁。”
杨暄婷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她能感受到,对朱老师而言,死亡本身不是特别悲伤的事,他在一生中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收获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对学生、大众有更多启发,对他而言也许就够了,是“很尽兴的生命姿态”。在她眼里,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叫出“哲学家”本身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情。要有自己独到的哲学见解、有获得认可的哲学理论,或者说拥有一种哲学家的精神状态,才能用“哲学家”三个字去形容从事哲学学术研究的人,朱老师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东西,让他无愧于“哲学家”的身份。
卑鄙比死亡跑得快
生命的最后几年,朱锐一个人在北京租房住。学生路文最初疑惑,朱老师从待了那么久的美国回国,先在深圳,又来到北京,一直“无房无车”,也没有妻儿陪伴身边,为什么?图什么?
朱锐爱爬山,并且爱一个人爬山,他常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惊险遭遇,或是随手拍下的壮阔景色。路文还记得他曾分享给自己雪中的八达岭古长城,宛如点彩般的雪景被框在古老的石砌箭洞中,寂寥而壮阔。“朱老师孤身一人在这苍茫大地间时,又会在想些什么呢?”
路文在文章中回忆,“他(朱锐)又时常让我摸不着头脑,颇似隐修士般的生活,超高的工作强度,从未抱怨甚至享受其中的生活态度,还有孤身一人在苍茫深山中攀登,这些都令我感到困惑。朱老师到底是怎样的人,能同时兼有如此多不可思议之处?”
谜底在朱锐的追悼会前解开。路文遇见了朱老师在美国的学生何嘉明。路文从他那里得知,朱老师断然结束了在美国有房有车的安稳生活,处理掉了固定资产,只带着自己的激情与求知之心,回到了国内教书。朱锐原本的计划是在中国教几年书,之后就去日本,再教几年,也许再前往下一个地方。
“人到中年,别人面临的是危机,但他却选择了‘危机’,选择了自由与闯荡。”路文开始理解,朱老师也许一生都在践行他所说的保持真诚,说他所做,做他所说。
路文记得朱锐在一次课上对大家说:我不看重钱财,我在北京没有房子,也没有车,这些对我都不重要。朱锐还在好多次课上提到很喜欢的一句名言:卑鄙比死亡跑得快。他说这句话时刻提醒他,在生命危机时——也包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高尚,不要让卑鄙跑过死亡。
在身患绝症、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朱锐曾把收到的捐款全部转赠予隔壁病床的病友,因为他得知对方全部需要自费医疗。在平时,朱锐似乎从不关心自己挣了多少钱,直到治疗后期开销过大资金困难时,他才委婉地问相对熟悉的教务老师自己的工资情况。
不少学生都记得,之前有一周为了能到场上课,朱锐差点跟医院签了“后果自负”的“生死状”,课堂上的朱锐手腕还挂着医院的手环,但他在课后笑着说:“我非常高兴今天坚持从医院出来了,与你们讨论对我意义很大。”
对朱锐而言,哲学不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思辨,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在学习哲学之上,实践哲学是更高的境界。这种实践也潜移默化影响着他的学生。
学生李紫馨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她是在社交媒体看到“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帖子后,去旁听了朱锐七八节课,最初她只是想一睹这样一位老师究竟是怎样的。到了课堂,朱锐上课时眼里的光、学生们听课时眼里的光,让她觉得看到了真正的课堂的样子,“不在乎所谓的学分和出勤,而是每个人对知识的渴望、对思想碰撞的期待汇成的一个有活力的课堂。”
▲2024年4月,朱锐在为学生上课 图/新华社
与朱锐接触更久的学生、同时是朱锐助教的赵海若曾回忆,朱老师对自己更多的影响都藏在生活小事中了。朱锐去世后,赵海若在纪念文章《我想,朱老师只是睡着了》中写道,“老师谈到恐惧时说,其实很多恐惧都是被构建的,特别是被现代文明构建的,而我们的感受,是以恐惧作为前提的。有多少恐惧是我自己的恐惧呢?我的感官被恐惧封锁,不再恐惧不属于自身恐惧范围内的东西,释放感受,也就释放了身体。”
她一边听,一边想到了自己有多么害怕坐过山车,害怕失重感。这种害怕锁住了身体应该延伸出去的感受。后来一次去游乐园,她下定决心释放,过山车启动的那一刹那,她感受到了感受本身。
朱锐还提到了人们对屎尿屁的恐惧。抽水马桶、垃圾处理,现代人与这些引起感官“不适”的东西越隔越远,忘了大便融进土壤、变成粮食作物肥沃的养料,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后来的她看到大便的形状、闻到排泄物的气味,减去了许多厌恶情绪。
2021年,赵海若第一次听朱锐上课。那时她性格还比较“锋芒毕露”,习惯攻击性比较强地输出自己的想法。那年暑假,还因为跟亲戚争论问题吵了起来,弄得非常难堪,心中这道坎一直过不去。
那天上课,朱锐(像他之后一直在做的那样)频频点名同学起来交流问题,发现反应不是很热烈之后,笑着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或许在想,为什么我一直点你们说话,包括鼓励你们多做陈述。我其实是有私心的。我想听你们多说一点。如果我一直在说话,其实我是很吃亏的,因为我占据了你们说话的时间,你们就没机会说话了,我也没机会从你们身上学到东西了。”
赵海若突然对暑假的事情释怀了。她想,如果之后又出现跟人争论的情况,如果不是需要表达自我的场合,也许耐心听听不同观点和这些观点背后的原因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可以从对方那学到东西。
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胡可欣和朱锐都是诗歌爱好者。刚入学人大时,她和一些诗友们筹划着,在人大成立一个新诗的社团,取名为“实影诗社”。刚建立时,她找到朱锐,希望老师能给一句寄语。朱锐在寄语中加入了恩培多克勒的诗句:
在如波光的火焰中消失的影子
也曾经是男孩,女孩,灌木丛,和跃出海面的沉默的鱼
后来可欣知道,这是朱锐自己翻译的希腊古诗。
朱锐过世后,姐姐朱素梅撰文《朱锐在小三子时代》记录与他的点滴往事,开头也放了这首诗。家里三个孩子,朱素梅排行老二,比哥哥小3岁,比弟弟朱锐大3岁,大家称呼朱锐为“小三子”,小三子是老家安徽的称法,是对家里最小的孩子的宠称。
在朱素梅的记忆中,上学时朱锐是真的没用心,基本上就是挂一个学籍,小学时几乎没进过教室,初中了依然坐不住,坐得最长就一刻钟,然后开始找各种理由跟老师请假,离开教室到外面玩。朱锐调侃自己是学渣,朱素梅觉得,大约他天性就反感那种灌输式教育,而更愿意自学。
朱素梅回忆,朱锐从小就有自己的阅读兴趣。逢年过节,父母的朋友问朱锐要什么礼物时,他都是要小人书。所以,他还没上学时就有好几纸箱的小人书。
那时候可读的书少,学校没办法拴住朱锐这个野小子,等到上了大学,有了图书馆,朱锐那野牛般的心才会收拾起来,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那灌木丛中乱闯的鸟,才会收敛起翅膀,变成沉潜的鱼,而那鱼或许偶尔跃出海面,换一口气,朝着陆地微笑,然后再一个猛子扎进海里,扎进波涛之下,去享受那深蓝的陶醉……”
在文末,朱素梅用一首诗作结:
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我没有歇息
我是万千吹拂的微风
是钻石般晶莹闪烁的雪片
我是洒在金穗上的阳光
是温柔绵绵的秋雨
当你从静谧早晨中醒回
我是悄然振翼盘旋的轻鸟
我是夜空闪亮的星辰
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我没有消失
这是朱锐翻译的另一首诗,朱素梅把它放在尾声,“然而它不是结束,而是邀请,是打开那神秘居所的密码,那里,是哲学的天空花园。”
2024年7月17日,朱锐与学生们在病房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赵海若记得与朱锐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病房。老师躺在床上,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嘴角带着笑容,嘱咐前来看望的学生们,要善良,要勇敢,如果决定了要做一件事,要坚持,要当仁不让,要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点,要关心他人,为社会做贡献。
当时赵海若没忍住,一直在掉眼泪,她在背后和师妹握紧了手,勉强给彼此一些支撑。
在2024年8月3日的追悼会上,赵海若却比自己预想中平静很多,“老师就像要睡一个很长的觉,闭着眼睛安静地躺着。”送别仪式结束后,她和几位同门一起去了朱锐最后一次请同学们聚餐的餐厅吃饭,一切仿佛没有改变,她对师妹说,“他(朱锐)似乎还在我们身边,这也许是因为,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刻,他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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