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人的故事
东莞市桥头镇地处东莞东北部,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历史底蕴深厚,特别是在近现代,涌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成为桥头镇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线。在桥头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这些先进模范人物,他们的成长故事、典型事迹、人生思考,在今天依然富有教育意义和借鉴作用。
《桥头人的故事》出版的目的是讲好桥头人的励志故事,推动桥头本土文化传承,积极引导桥头镇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持和帮助广大青少年成长成才,团结教育广大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厚植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凝聚起奋进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实业救国念故土——邓盛仪
文/莫小琼
公元1892年,即光绪十八年,距离清朝灭亡还有近20年。这一年邓盛仪出生了,他在成长中见证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那时,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国”和“家”这两个字对他来说特别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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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记祖训“为善最乐,读书更高”
邓植仪和邓盛仪的父亲虽是一名武官,但他时刻牢记祖宗留下来的家训“为善最乐,读书更高”。他对孩子的教育异常严格,不仅让孩子上学堂,还舍得花重金聘请外籍教师给子女当家教,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英语。但邓家人口多,花销大,实在不宽裕。年少的邓盛仪知道大哥邓植仪想要出国留学,父亲却无力承担高昂的留学经费。大哥说,哪怕是向亲朋好友借钱也要去外国学习洋人的先进技术,学成回国报效国家。大哥对于读书的执着和追求,深深地影响了弟妹们。
看到大哥留学之路走得如此艰苦辛酸,邓盛仪更加发奋读书。他从广州时敏学堂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同文馆。之后,邓盛仪越发专心学习,每科成绩都保持优秀。修业期满后,邓盛仪考上了北京同文馆,他发誓一定要拿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实现留学之梦。
1911年8月,清朝末年最后一次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在北京举行。邓盛仪在成绩放榜前的心情是期待的、焦急的。成绩公布那一刻,他激动得跳起来。他成功了。19岁的邓盛仪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邓盛仪谨记祖训“为善最乐,读书更高”,他远赴重洋,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土木工程系完成了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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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亲密战友
邓盛仪深知,想要改变落后的中国,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更需要经济大发展。他怀揣着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理想,坚定地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创办了广东省历史上第一家钢钉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响应支援前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作为企业家,邓盛仪首先关心的不是企业的损失,而是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为中共广州地下党员提供了一处容身之所。他甚至愿意利用自己的工厂做掩护,为中共地下党传递情报。邓盛仪以企业家的身份,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亲密战友。
日本侵略者疯狂劫掠广州工业,能拿走的一件不留,拿不走的则全部销毁。这给刚刚起步的中国制造业砸下了致命的一击。
邓盛仪的钢钉厂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迫于无奈,他不得不遣散员工,带着家人迁往香港。
在香港这块陌生的土地上,邓盛仪凭借在广州办厂的经验,通过不懈的努力,很快又创办了香港制钉厂。虽然换了一个地方创业,但邓盛仪始终保有一颗虔诚的爱国心。此时的邓盛仪更加坚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只要共产党有需要,他便义无反顾为同志们提供帮助。在香港,邓盛仪再次以工厂做掩护,把厂里的小饭堂作为中共香港地下党秘密联络点,他一边开厂经营,一边收集重要情报,与内地党组织进行秘密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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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人的身份执行国家秘密任务
1941年年底,香港沦陷,日军找到邓盛仪要求他为日军效力,邓盛仪断然拒绝。被激怒的日军准备对邓盛仪采取极端手段。获得消息的邓盛仪在朋友的帮助下,一家大小排除千难万险,逃回久别的故乡邓屋。抗战胜利后,在希望的黎明里,邓盛仪又踏上香港这片土地。
虽然日本侵略者撤离了香港,但香港的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排除异己,对共产党人进行疯狂打压。香港商人想要发展自己的企业,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随着工厂实力的壮大,邓盛仪的社会名望越来越高,先后担任香港中华工商总会副会长、会长。此时的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报效国家。
1955年,中央政府通过外交斗争,使“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终于挣脱了美国政府的禁锢得以回国。邓盛仪在接到秘密接应钱学森回国的任务后,心底莫名地兴奋起来,他对游子归乡的迫切心情感同身受,也仿佛看到了祖国美好的未来。他知道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也预计到完成任务的难度。从钱学森一家登上归国轮船的那一刻起,邓盛仪就紧绷着一根弦。在中央领导的精心安排下,邓盛仪利用香港中华工商总会的便利,通过商界社团组织齐心协力,确保轮船到港后,整个接应过程一切顺利。得知钱学森一家顺利回到祖国怀抱的那一刻,邓盛仪心里对钱学森充满敬佩。虽然钱学森比邓盛仪小十几岁,但是钱学森宁死也要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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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五星红旗在香港飘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从百废待兴到经济慢慢复苏,背后有许多像邓盛仪一样心怀祖国的人在默默支持和奉献,但邓盛仪的所作所为早已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
1956年的国庆前夕,年过六旬的邓盛仪心情复杂。此时的北京是喜气洋洋的,全国人民都在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周岁生日,而他却不能热烈地分享祖国母亲生日的喜悦。
在夹缝中生存的人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步做错可能就万劫不复。邓盛仪深知这个道理,可他还是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10月1日这一天,邓盛仪让厂里的员工聚集到一起。他从随身携带的黑色皮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块让大家十分好奇的红布。
邓盛仪举起手中的红布,激动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手里拿着的就是五星红旗。今天是祖国的生日,我要在这里升起这一面五星红旗。”
这个升旗仪式彻底激怒了国民党潜伏在香港的特务。第二天早上,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冲进工厂打砸抢烧,工厂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难道一个中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有错吗?”邓盛仪无比气愤。他通过新闻媒体强烈谴责暴徒的野蛮行径。
消息很快传到了内地,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专门接见了邓盛仪。陶铸书记鼓励邓盛仪振作精神,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害怕,祖国会为他撑腰。
果然,政府给邓盛仪出资重建了工厂,很快,一个规模更大的新厂建成了。看着漂亮的工厂,邓盛仪激动万分,他更加深信,强大的祖国就是人民坚强的后盾。
1984年4月,邓盛仪在香港去世,享年92岁。新华社香港分社特别召集邓盛仪的家人召开座谈会,会上对邓盛仪的评价是,“邓盛仪先生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是一位爱国企业家,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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