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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被誉为“中国MPA之父”的中山大学教授夏书章在广州逝世，享年105岁。

终其一生，夏书章都在践行着一个“行”字——

行，是行政学的“行”：他是中国当代管理学、行政学的主要奠基者、行政学家，在我国的政治学、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行，更是行动的“行”：“行政学最重要的是行动，不是坐而论道”，他十分强调行政学的实践，身体力行地推动我国行政学的建设。

60岁，他真正的事业才刚刚开始——63岁发出中国当代行政学建设的第一声呼吁，80岁时将MPA（公共管理硕士）教育引进国内，86岁招收第一批博士生。

为了守时，他的手表总是拨快5分钟；从60岁到100岁之间，他出了44本书；104岁时依然为杂志撰写专栏……百岁“行者”夏书章，始终行而不辍。

60岁爆发罕见生命力

从28岁到105岁，夏书章从当年“中大最年轻教授”变成了“中大最年长教授”。他最大的功绩，是推动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

1947年，夏书章受聘于中山大学，才28岁的他是中大有名的“娃娃教授”，开设了行政学、市政学、管理学三门课。

但随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政治学、行政学专业停办，一停就是三十年。夏书章也只能转而去教别的课程。

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听闻此言，夏书章十分振奋。1982年1月29日，他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提出“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

这是学界公认的有关共和国行政学建设的第一声呼吁。

重建停滞了30多年的学科并非易事。夏书章回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人才，没有教师，甚至连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只能首先集中精力开办全国师资培训班。

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政治学会在上海举办全国政治学短训班，夏书章应邀讲政治学、行政学专题。后来，参加这次短训班的几十名学员，都成为这两门学科的教学骨干。

夏书章还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积极组织学术队伍，推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和《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创刊。

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后，地方各级政府纷纷筹办行政学院，全国政府系统培训如火如荼。面对蓬勃的教学需求，夏书章成为“工作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给中组部中层以上干部讲过市政管理；在全国市长研究班上，他讲领导干部的方式方法、提高行政效率；结合省情，给各省政府的公务员讲行政管理。

随着行政学科专业在各个高校恢复，教材紧缺的问题凸显。

夏书章以各地学习班上的“行政管理”讲稿为基础，牵头紧锣密鼓推出了第一本《行政管理学》教材，为这门学科奠定了理论框架。

如今，《行政管理学》教材已经出版到第六版，是无数高校学子的必用教材。

为重建行政学而奔走忙碌的夏书章，已经年过六旬。不少人在这个年纪，已经在规划安度晚年。为何他要这么“拼”？

或许是因为，夏书章从小就已经把“上医医国”的紧迫责任感镌刻在了心中。

他出生的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年份，国家和民族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考大学时，他选择了行政学专业，因为“想要真正切实做好治国理政”。

1944年，夏书章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之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学硕士（MPA）学位。得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他当时心里只有四个大字——不如归去！

一拿到学位，夏书章就启程回国。在当时，中国极其缺少行政学的专业人才，他是公共管理学专业第一个回国的海归学子。

80岁时把MPA教育引入中国

“行政学不能空谈政治，要多实践。”夏书章经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说，行政学的“行”，指的是切实可行、势在必行、身体力行、令行禁止、行之有效。

终其一生，夏书章都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

最初在中山大学开设市政学这门课时，他就常带学生到市区走街串巷、实地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担任了当时广州新成立的城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

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已成定局之际，1999年，已经80岁的夏书章把MPA（公共管理学硕士）教育引入中国。

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的人才需要：许多专业领域的官员只懂本行业务，从业务岗位走向领导岗位后，渴望学习行政管理知识“补课”。

中山大学是国内第一批开展MPA教育的高校。从教育理念到培养模式，甚至课程体系，他都亲自指导。如今，MPA教育推广到了全国100多所高校。

最早引入MPA教育时，他提出要求，MPA学生必须有3年工作经验，“MPA同普通学位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教师和学生都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要求，更注重学以致用。”

他还总提醒学生，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行政学理论，要结合国情去实践。

去新加坡考察访问时，他发现新加坡市政管理做得很好，就把新加坡的市政措施、政策写成书，并为本科生开设课程。课堂上，他一边讲最新的案例、访学观察，一边强调，“要学为中用”。

2005年，已是86岁高龄的夏书章正式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第一年报考他的博士生的学生王书素回忆：“他的思维敏捷度，其实比我们学生还要快，记忆力也非常好，甚至我们学生都充满了压力。”

“无论我们做任何研究，夏老都提醒我们，所有的研究一定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服务于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王书素说。

他的学术研究，遍布“依法行政、政府职能转变、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等课题。在60岁到100岁之间，夏书章出了44本书。

72岁出版《香港行政管理》，81岁出版《现代公共管理概论》，97岁推出了《论实干兴邦》……夏书章很少使用电脑，所有的文字都出自一笔一画的手写，一分一秒的专注。

104岁之时，他还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写“夏老漫谈”专栏。这一专栏从他82岁起，写了22年，记录他对公共管理和时事的随笔思考。

他的手表总是拨快5分钟

夏书章的守时是出了名的严格——

他的手表总是拨快5分钟，上课比大多数学生早到教室；和人约出门，他总是提前10分钟在楼下等候；为了准时赴约，他有时甚至要提前1个小时出门。

时间就是效率。在行政学领域，夏书章一直十分关注行政效率这一课题。

在1982年，他就提过，机构改革首要是政府职能转变，通过机构改革、精减人员，能带动工作方法、程序、作风、领导干部思想观念的转变。

有一次，他受邀到某市政府作讲座，发现接待室的钟停了，直接提醒道：“没有了时间观念，行政管理和工作效率要打问号！”

如今，公务员考试热度不减，怎么看？夏书章回答：“其中许多人捧着一个饭碗混日子，想当官老爷，很可惜，很遗憾。”

在他看来，公务员要真正为国家为人民谋幸福，而不是为自己谋私利。几十年来，夏书章桃李盈门，为国家培养了无数公务员，但他拒绝给儿女提供任何便利。

上个世纪70年代，夏书章的大儿子夏纪真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深山。面对陌生而艰苦的环境，夏纪真满心期待着父亲能帮忙把他调回去。结果，他等来了父亲的七个字：“好男儿志在四方。”

有了父亲的激励，夏纪真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1992年，夏纪真因无损检测技术获得国务院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同年与夏书章一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面对儿子的“得意”，他只回了四个字“不要骄傲”。

平时，夏书章的生活极其简朴：他穿着10块钱的鞋去哈佛学堂讲课，书桌和木凳子从20世纪60年代用到今天；他把信封和信纸两面用，给大女儿70岁的生日祝诗是写在当月撕下来的日历纸背后。

百岁老人，依然“行而不辍”。小女儿说，夏书章的书桌到处是小纸条——他总把纸张空白的部分裁剪下来，随时记录他看到的事。

每天，他还会花时间翻阅最新的报纸、看电视上当天的新闻。只要听说有人来访，他高兴得早早就起床等待着。

有学生担心，夏书章太老了，不敢打扰。儿女们却“口径一致”：“他不怕麻烦，你们随时来。”

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报，《书海讲坛岁月长 章耀文化志有方——访“中国MPA之父”夏书章教授》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105岁的践“行”者》

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夏书章：百岁至简，大道在“行”》

【文字】南方+记者 李秀婷

【摄影】南方+记者 张梓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