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历史是城市的根，文化是城市的魂。2023年8月底，阳江市委八届五次全会上提出“433”工作安排，将“打造特色文化名片”列入了重点工作内容，明确提出要传承和弘扬漠阳特色文化，加强阳江历史文化挖掘保护和活化利用。

为此，南方+、南方日报阳江记者站与阳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策划推出“阳江历史文化行”系列报道。围绕阳江历史、海丝文化、文化遗产等进行挖掘和梳理，促进人们进一步了解、关注、传播和弘扬阳江文化，进一步坚定阳江的文化自信和增加文化自觉，助推阳江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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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港在哪？当然在海陵湾！

然而，历史上的阳江港不靠海，而在相距三十公里左右的内河：阳江县城西的漠阳江畔石觉头——今阳江市区西面的石觉寺一带。

阳江背山靠海，河流众多，历史上很长时间里，相比海上风波险阻，内河水运优势明显，也较为发达，过河渡船，商旅、运输也以水道为主，漠阳江则是水运的核心。

石觉头一带江面最为繁华，以此为核心，北自西濑，南至今城南新区城南西路的漠阳江两岸，虽只有四五公里，却密布着数十个码头。

曾经，这一带的江面，帆影重重，南来北往的商船、客船等云集于此，或从这里转运至阳江县、阳春县各地，乃至周边地区、省城和外省。

如今，这里只有石觉寺一带的沿岸常年停靠着稀稀疏疏的渔船，在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的江面，见证了阳江内河水运的兴衰。当代以来，陆地交通快速发展，海运兴盛，而内河水运的兴衰，恰恰反映了阳江这座城市数千年来的成长密码。

阳江港曾在阳江市区的石觉头一带。

码头见证

明清内河水运迈入繁盛期

历史上，阳江陆路交通向来梗阻，而阳江滨海，又内河密布，水路自然成为人们出行、商业贸易运输重要选择。

据悉，阳江全市河流达403条，其中漠阳江最大，发源于阳春市云雾山，向南奔流而下，贯穿阳江南北全境，由北津汇入南海，其中一级到三级支流达20条，覆盖了今天阳春市、江城区、阳东区、高新区。西面的阳西境内主要河流7条，且与大海相连。

阳江在很早时代或已有水运活动痕迹。1959年在阳江海陵岛闸坡镇发现的丹济村遗址和红坎头遗址，已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海陵岛已有人类生活。据广东科技出版社《阳江海区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报告》一书介绍，海陵岛原是分隔的7座海岛，后来由于海积和冲积作用，使7座海岛连接而成。新石器时代岛上人类或应自生活在古阳江大陆乘舟而来。

阳江在先秦时代属于百越之地，越人善操舟，已是学界共识。《广东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认为，古代广东航运在全国处于独占鳌头地位，早在先秦时代，已处于水运活动阶段。

南北朝时，文献中已有海上活动的文字记载：南齐永明三年（485），“越州南高凉俚人海中网鱼，获铜兽一头”（《南齐书·祥瑞志》），南齐高凉郡治在今阳江江城区。

到唐初时，高凉人水运应已很发达，能远航到长安：《新唐书》卷三十五冯盎传记载，贞观年间，冯盎族人冯子猷驾船，装载一船金子入京。

不过，阳江水运的兴盛，应和广东一样，是在明清两代。《广东航运史》认为，广东到明朝初步形成航运网，明清两代航运业进入了繁盛期，码头在文献中记载越来越多，是最重要的证明。

码头，历史文献中以“津渡”形式呈现，人们从码头过河渡船，或是经此运输旅客、货物装卸和舟船停靠。其实汉代或已有码头，茂名市俚人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郭安胤认为，汉代高凉县地，今阳东区红丰镇麻汕及钓月村一带或已有码头，因为当时高凉已参与丝路贸易，不过可惜暂没有发现码头遗址。

即使在明朝时，阳江文献记载津渡数量不多，其中明嘉靖十四年前阳春县（即今阳春市）有津渡7个，阳江县（含今江城区、阳东区、阳西县以及高新区和海陵试验区）有12个，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分别增加到10个、22个。

自清朝以来，津渡数量增长迅速：阳江县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已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3.85倍；阳春县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5.8倍。

津渡有官渡和私渡之分。万历十六年（1588年）《阳春县志》记载，位于阳春县城西门外的“河亭渡”和今天阳春市春湾镇那乌河岸的“那乌渡”，为官渡。道光元年（1821年）《阳春县志》记载有19个津渡中，有7个为官渡。

一个有趣现象是，阳江县码头数量一直高于桥梁，不知是记载遗漏还是阳江县水运发达之缘故？

从津渡分布来看，阳江县城西及西南10里内最为集中，在康熙早期，这里有10余个码头，占了两阳地区的两成以上；到道光二年占比虽然下降，但数量却至少增加了一倍。毫无疑问，这里在两阳地区航运路线上占据着主要地位。

阳江港，更在历史上长期位于阳江县城西。《阳江县志》（2000年版）记载，新中国成立前，阳江港就在石觉头，即今天阳江市区石觉寺附近，不过早期没有建码头，船舶装卸货物靠自然河岸或船与船过驳。新中国成立后，该港是县重点投资建设港口，县阳江港务所几次投资，建成了石觉头和江城河堤作业区。

以阳江县城为核心

连通两阳和省内外

通过码头，尤以阳江县城西为中心，在两阳地区织起一张内河海运联运网：对内，连接境内各河流沿线，对外，海运从此出发。

至少在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这里已与阳春通航。其中，阳江县城北面漠阳江畔的有“沙河渡”船通往阳春，至少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仍在使用。

向东，此时也与今天阳东区的合山镇、那龙镇有直达渡船。其中，在今合山镇莲塘村附近有“莲塘新渡”到县城附近区域的“步场头”（应为埠场头，在今埠场镇埠场村），“乘潮一夜可至”；在今那龙镇有“那龙长渡”到县城外的西埠，下午3时到5时开船。

清朝到民国初年，阳江县境内水运线路更为清晰，今阳西县境内、海陵岛有多个码头通航阳江县城。

历史上，阳江县城环城河与漠阳江水系相连，也曾长期通航。县城最早建于宋绍圣四年（1097年），为土城，外围绕城有护城河，到明洪武三年（1370年）建为砖城，到万历七年（1579年）引漠阳江水注入环城河。

历史上阳江县城环城河与漠阳江连通，且通航（此为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县城舆图）。

清光绪拔贡陈芸池有诗《乙巳（1905年）重九同人泛棹登高北山有感》写道：“鼍江江北北山头，重九登高客泛舟。雅集群贤开胜会，肯抛佳节负清游。”诗中“客泛舟”应指乘船到北山的情景。

邓格伟在《梦鼍集·阳江风筝史话》记述了清末民初阳江县城到北山的航线：“重阳节时，富绅商贾、文人墨客，多泛舟至北山，先出西城门，在河堤官亭口下船，经上濑园仔渡，过金鸡阁、北山巩桥后，在巩桥旁边的水松根上岸，入北庙，登北山、东山。”

河堤官亭口，应在今阳江市区河堤路一带；巩桥，清朝至民国的阳江县志一般写作“北门桥”，在县城北门外。也就是说，阳江县城护城河至少从北门附近可通航到西门外的漠阳江。

海运，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也从阳江县城西的阳江港出发，经北津港进入南海，通达沿海城市和地区。该港利用漠阳江便利条件，成功将内河水运和海运连接起来，也是阳江县与毗邻的阳春、恩平、电白、台山、海南岛、香港、澳门及本省各沿海港水陆货运的集散港。这里也是阳江最大货物港口，吞吐量最大，其中在1985年至1987年吞吐量19万吨，其他货物港吞吐量只有其一半。

曾经，海关机构设于此。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海关机构粤海关，在石觉寺附近设总口，以抽货税。当时，粤海关下设7大总税口，高州府下设梅菉总税口，阳江口属于旗下两大正税口之一。1964年，又在阳江港即石觉头设置口岸，开展对香港、澳门的外贸进出口运输。

与商业集市相连

筑起一条水上贸易网

在这张水运网里，除人们渡河外，航线或许多码头往往与各地墟市相通联，从而构筑起一条繁华的水运商业贸易网络。墟市是商业交易市场，每天开市的一般称“市”，隔几天或一段时间开市的一般称“墟”或“圩”。

在康熙二十年，阳江县记载有37个津渡，附近有墟市的渡口至少有13个。其中，至少在清初，阳江县城西靠近漠阳江附近有墟市“西街”。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记载，西街最早在城内，到康熙二十年时已搬到了西门外码头附近，每天天一亮开市，到食时（大约早上7-9点）散市。为何会搬到西门外码头附近？文献中未说，推理或因便于各类货物运输和周边乡民渡船。

《阳江商业县志》统计，光绪二十四年天天开市的圩场集市有4个：闸坡市、溪头港、东平墟和大澳墟。均靠近港口等水陆交通便利之处，应与当时兴盛的海运密切相关。

闸坡市在今海陵岛闸坡，靠近闸坡港，于清嘉庆三年开；溪头港位于今阳西溪头镇附近的海陵湾，于嘉庆十八年开；东平和大澳墟在今东平镇，于嘉庆年间开，其中大澳曾长期属于新宁县（今江门台山市），依托大澳港，商业非常兴盛，在清朝作为新宁县政治副中心长达100年。

在阳春县，1996年《阳春县志》认为，自清代集市“多向水路交通便利和人口密集地方转移”。

该志记载了清朝水路通墟市情况：阳春县城沿漠阳江逆流而上可到合水圩（在今阳春市合水镇）、黄泥湾圩（在今春湾镇，文献也有写作春湾圩，应是此圩或在同一地附近），从合水圩向西经漠阳江支流西山河通航至丰岗圩，那乌河上游那乌墟，可通航至那乌堡新龙圩，轮水河可通航至轮水圩，塘底河可通航至石菉圩，企墈河可通航至企圩（今称龙门圩）。

北津、黄泥湾、那龙

沟通外地水陆交通中转站

两阳水路航线中，除阳江县城西外，还有三地极为重要，是沟通两阳地区与外地的中转站，分别为北面的黄泥湾、南面的北津、东面的那龙或莲塘。

黄泥湾，为今阳春市春湾镇，在明清时期，这里是阳江乃至粤西地区进入西江流域，北上肇庆必经的水路和陆路交汇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广东通史》明清部分认为，清朝广东水陆交通中主要有四条通道，其中，西路为广东交通大动脉，“顺西江而下，经肇庆可达广州、佛山，进而通向海外，亦可经肇庆附近的西江支流新兴江，越过天堂与春湾之间的山隘，连接漠阳江，接上陆路抵达高州、雷州等地”。

连接漠阳江的就是黄泥湾。1996年《阳春县志》记载，明清两朝至民国时代，在海运未通之前，广东下四府一带（今粤西、海南岛）赴京应试及宦游者，必经县境，“以上至春湾，下达三甲、八甲之水陆路，成为当时之官道”。其中，春湾起陆北行经新兴天堂直达河头转乘民船抵肇庆，水路则自春湾经漠阳江顺流而下，转潭水河至今阳春市三甲镇，并在八甲圩下船登陆，经罗黄岭分水坳入电白，从乔连转双滘河取道石碧至双滘圩上岸后，经春茂界石灰岭入茂名境……

该志还记载，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占领广东沿海城市，海运和珠江航运线中断，漠阳江运输成为后方的一条重要运输线，两阳地区许多物资均装船运抵输送春湾圩，然后上岸装独轮鸡公车（每天营运有数百辆），陆路运至新兴县河头圩装船北出西江转运各地，内地物资也自此路线运输到两县。此时期，“春湾商业崛起，沿江的三甲、潭水、岗尾、东门、合水等集市，圩日上市海产品、国外日用品、布衣、家具摊档亦相继增多，集市成交总额一般增长10%—30%不等”。

北津港曾是阳江第二大港口。

北津，则是漠阳江沟通海运的中转站。早在明朝中叶就被人称之为阳江要害，“东接闽，西过高、雷、琼、廉，通安南、越裳、海上诸番之国”（明叶春及《新筑北津寨记》）。这里还有港口，新中国成立前，北津港是阳江七大海运港之一，也是三大货运港之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港口货物年吞吐量8.5万吨，仅次于阳江港。

那龙，在明清时期就是阳江县东面“门户”，沟通广州府恩平。具体线路为两阳县沿漠阳江干流转那龙河在那龙上岸后，经陆路到恩平。恩平有锦江河，与西江河相通，可达广州。到抗日战争时期，那龙跟春湾一样也迎来繁盛期，“阳江城的货物运往那龙后，就由挑夫、牛车、独轮车等把货物转运到恩平。到那龙圩作‘挑担’苦力的挑夫有上千人，货运牛车二三百辆，源源不绝地把货物运走”（阳江市政府网2020年10月18日《与海丝路对接的漠阳江航道》），至今，那龙圩仍在使用。

《广东通史》明清部分提及到这条路线，认为是通过驿站即莲塘驿（今阳东区合山镇莲塘村）接驳，走内河水路通海路达粤西其他州县和海南。其实，早在明万历时期，那龙和合山镇莲塘附近那龙河有通县城附近的渡船，一天可达，明万历时大戏曲家汤显祖被贬湛江徐闻，也是自恩平陆路到莲塘驿，后从阳江然后渡海到徐闻。不过是从哪里下海暂无明确记载。

1996年《阳春县志》记载，抗日战争时期，除春湾外，货物自“阳江县那龙圩转运四邑”，构成漠阳江主要贸易网络。

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载明朝前期曾在阳江开凿运河。

打通粤西到省城水道

开凿运河，功败垂成

黄泥湾和那龙（莲塘）在明清之地位，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漠阳江流域独立于广东其他河流，发源于阳江，由阳江北津入海。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离开了水路，沟通并不便利，也正因如此，早在明朝中前期，就有官员试图开凿运河，打通那龙河与江门的潭江，从而连通西江流域水道。

康熙二十七年《阳江县志》记载，明成化六年，佥事陶鲁开运河，一自那龙渡东一里多开凿，计划打通到今江门恩平市阶山铺水，然后通道江门开平市的岘冈镇。一自绵羊涌，开凿，计划使之西流达到麻濛河，然而，“皆遇石而废”。

阶山铺是位于恩平的一个驿站，根据描述来看，该铺应在锦江河或支流旁，通水路，运河如开通，两阳地区到江门的恩平市、新会市水路可到达。

为何要开凿绵羊涌到麻濛河运河呢？绵羊涌，在今天江城区埠场镇或高新区平冈镇一带，应流入漠阳江；麻濛河发源自江城区罗琴山，南流入今阳江港。如能凿通，阳西与阳江城区的内河航道则通。而历史上，阳西到今阳江城只能走海路，从北津入漠阳江，海路风波险阻。

参阅其他史料会发现，阳江两处开凿运河，是为了实施更宏伟计划：打通粤西高州府到省城广州的水路通道。

陶鲁，明中前期的边疆名臣，曾任广东佥事、广东按察副使等职务。光绪《高州府志》这样记载开凿运河目的和路线：电白背山临海，不通船，“与会城隔绝，货贿不至”，“陶鲁召父老咨询地理高下之势，泉流通塞之宜，知可浚河达阳江通省”。

于是，计划开通电白到省城的水道。其中，从电白的麻茂开凿运河到五蓝渡（今茂名电白区五蓝村，在儒洞河西岸），然后渡海到阳西县的儒垌镇，又通达阳西县织篢镇太平村一带，“而直陇，而白宿，抵步头场以入阳江，由恩平蚬冈竟至省”。

步头场，应为埠场头，在今阳江市江城区埠场镇漠阳江畔，这里有通阳江城的渡船。

按此计划开通后，省城到茂名电白，五天即可达到，如是，阳江在沟通粤西与广州的通道中，地位将更高，然，“惜鲁去任，功未竟焉”，对阳江来说，或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阳江一些村庄过河仍使用渡船。

1978年

内河水运迎来最高水平

内河水运和海运的兴盛，使阳江运输业相较陆路更为发达。

因为阳江很早就产海盐，元朝时，阳江的双恩盐场是广东十大盐场之一。清朝到民国时期，双恩盐场盐主要为阳江、阳春、新兴、恩平、开平、台山、赤溪七县。

水运是最为重要的运输方式，且由专业盐船运输。清初时，外销路径顺序主要为海路、水路、陆路，再水路。因为盐场都在海边，盐先由海上运至阳江城，再通过漠阳江运往黄泥湾即春湾后，经陆路运往云浮的新兴县河头，再水运至肇庆等地。或向东过那龙河，在那龙圩登陆到恩平。

1996年《阳春县志》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广西、湖南、粤北等地区的食盐仰赖漠阳江水运供给。盐船运输返回时，这些地方的山货、农副产品，如香粉、白麻、桐油、薯莨等，也沿着这条运输线装进盐船回程运往沿漠阳江及其支流各圩镇销售。

民国时期，阳春不少土特产品销售到县外，猪、禽、蛋所占比例较高，其中1935年，年输出活猪7000头，活鸡10万头，活鹅6万头，蛋品6万只。

阳江县则有很多货物以海运为主。道光十九年（1839年）编纂的《粤海关志》记录的各商品类别关税征收标准中，外来商品有槟榔、楠木、藤丝、藤皮、白糖、砂土、椰子、腊等，内河运往外地的有白糖、砂土、藤白叶，油、米等山货等，以及海产品。粤海关阳江口一年税收1000两，在全省50多个各类税口中，处于中上游水平。

水运兴盛，运输业发达。1996年《阳春县志》记载，民国前期，阳春县城河埠头常泊大小船百余艘，北至合水圩、春湾圩，南经马水圩、岗尾圩至阳江城、北津港，船可载重3万余市斤。北部重要码头春湾有大小住户船四五十艘，往来客货船各有10余艘，可载重1万余市斤。到民国38年（1949年），全县私营木帆船运输户有船915艘，从业3787人，经营资本91.5万元，其中专业运输船910艘，载重吨位4800吨。

阳江市区石觉寺一带漠阳江岸还保存有码头相关设施。

阳江县水上运输业更为发达。2000年《阳江县志》记载，新中国成立之初，从事专业运输的个体船舶474艘，到1956年底，仅内河木帆船有614艘，船民1734人。内河货运在1978年达到高峰，货运量达37.85万吨。

沿海货运量也在197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年共完成货物运输量36.87万吨，是1954年的2.56倍。沿海运输船吨位在新中国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初，沿海有到江门台州海运线21艘，湛江线有30艘，海口有7艘，总吨位1932吨，到1959年总吨位已达6465吨。

阳江县的造船业在广东占有一席之地。早在明朝，阳江已是广东七个造船中心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全县有造船厂43户，能造200吨级船只6户，造船工人超千人。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阳江还是粤西地区渔船修造中心。

海陵湾新阳江港。阳江市高新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内河水运衰落

新阳江港崛起

然而，长达数千年的内河水运和沿海货运辉煌，在上个世纪中后期逐渐衰落，1979年是拐点。

根据2000年《阳江县志》记载，阳江县1978年内河和沿海货运量达到高峰，其中内河货运量37.85万吨，沿海货运量36.87万吨，此后运输量逐渐下降，到1987年货运量均“腰斩”：其中内河货运量12.29万吨，沿海货量15.85万吨。

内河水运的衰落，最重要一个原因是上个世纪中后期，阳江公路交通网越来越畅通，在1979年以后，物资大量流向陆运，致使内河运输量下降，不少运输企业亏损，有的停航转业。至今，内河货运几乎停滞。

内河水运的衰落也有其内在因素，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出现端倪。

1996年《阳春县志》记载，1956年以后，因漠阳江水系流量逐年减少，河道淤浅，虽然不断对航道进行整治，然通航里程不断下降：1954年阳春县水运通航里程201公里，到1975年下降至178公里，至1987年通航里程仅剩85公里。到1987年时，曾漠阳江北面的水陆中转地春湾圩，已不能通航。

阳江县也遇到相似情况，航道整治提高了通航能力，其中500吨级货轮可从北津港直达阳江港（石觉头），但到1987年内河航道比上世纪五十年代减少航程177公里，而新中国成立初航道是307公里。

如今，阳江市区西的漠阳江面，曾经繁华的船舶运输景象已不再，石觉寺一带的码头有的仍在使用，不过停泊的几乎都是稀稀疏疏的渔船。作为阳江沿海与内河转运的中转港北津，2000年停止了海上运输业务。

新阳江港则在海陵湾崛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建码头，2022年完成货物吞吐量超3800万吨，海运货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今阳江港以大宗商品为主，包括煤炭、铁矿、镍矿、粮食、散矿石、钢材等，主要来自东南亚、澳洲等地，而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沿海货运输出的主要有盐、粮食、畜禽、蛋品、矿石和轻工业品，运进的主要有小麦、玉米、化肥、钢材、机械和工业品。

新阳江港的崛起有其内在逻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叶道阳认为，广东明清水运的发展趋势，是从依靠内陆西江流域流开展贸易，到清末依靠沿海港开展外贸，体现了广东经济外向型的转变。阳江也不例外。

而1979年后，陆路运输逐步取代内河水运，恰恰也说明另一个发展逻辑：古代至近代长期以来的“交通向来梗阻”（阳春县志语）的现状已成历史，内河水运结束或已结束其阶段性历史使命。如今，阳江村村通公路，到2021年底，全市公路总里程10812.6公里，其中乡道就达3311公里，村道5662.5公里。

阳春高流河墟已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亮丽名片。阳春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码头遗址

与文旅结合焕发新生机

随着内河水运的衰落，航道上曾经密布的码头大多已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目前码头遗址，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主编的《山海之聚——阳江海洋文化遗产》一书中，记载了内河7个码头遗址，大多建于清代。

最为特别当属河仔墟码头遗址，位于阳东区新洲镇北桂村委会河仔村。特别之处在于，所在的北桂河不与漠阳江相连，而是单独一条小河，充分说明了阳江过去的水运相当发达。

该河流向东北方向，经江门恩平市流入镇海湾。沿此河道溯流而上可到东平，顺流而下可出海，到上下川岛，进而通达江门、广州等地。该码头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段时期里有粮站在此运粮，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逐渐废弃。该书记录调查访谈表明，可能在宋末元初已有码头，不过，现存码头为晚清所筑。

一些码头遗址已不再使用，但以另一种形式焕发新生机，其中最知名的当属阳春市合水镇高流河畔的高流码头遗址。

高流码头和其侧的高流墟，在万历十六年《阳春县志》已有记载，至今至少456年历史。不过，古码头与古墟遗迹皆无，但有近代码头保存，还在河岸开辟了新的墟市。

农历五月初四，是高流墟一年一度的墟日，每到这天，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到这里来赶墟，集市上主要售卖竹木制品、农具、编织等。相传，凡是当天在高流墟买的竹木制品，只要在高流河中浸泡一下，永远不会被蛀虫，且经久耐用。更令人们趋之若鹜的是，当天在高流河洗浴的人，整年都不会生痱子，也不会长疥疮。

如今，高流墟日已发展成为阳春商贸与人文旅游活动的盛会，去年6月20日至22日，阳春在此举办的相关文化，吸引了超15万人次参与。而高流河墟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周边民俗文化融合，成为当地重要文旅项目，推动阳春文旅融合发展。

【策划】曾超群 杨世华 黄韬炜

【统筹】陈步上

【采写】陈步上

【图片】陈步上（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