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宫、考棚、越王井、南越王庙、苏堤……一座县城，坐拥如此多文化资源，令人惊叹！”日前，河源市2024年槎江书院大讲堂暨客家文化传承发展深调研系列活动启动，多名专家学者赴东源、龙川两县寻访历史遗迹，探究文化脉络。

当以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观照槎城时，专家学者有哪些心得体会？围绕打造佗城镇为“秦汉岭南第一古镇”，又有何意见建议？南方+河源频道专访广州大学文学地理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堂”主讲嘉宾曾大兴，冀以此提供文旅破局新思路。

广州大学文学地理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堂”主讲嘉宾曾大兴讲解“岭南文化的来源、历程、特点和局限”。 黄敏立 摄

文化讲座应接二连三面向市民

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界有声音认为广东开放领全国风气之先，但传统文化存量不够。为论证此观点是否属实，曾大兴从书院和古村落存量、文学家地理分布等角度，探查广东文化脉络。以古村落为例，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与财政部先后公布的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广东村落有126个，居全国第五位，仅次于云南、贵州、浙江、山西四省。

“广东经济发达，但并非文化沙漠，传统文化存量很大，既现代又传统。”在曾大兴看来，广东地处南海之滨，自西汉以来即有发达的海外贸易，因此对海外商业文化多有吸收。而广东又处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是守护中国农耕文明的一道重要防线。广东三大民系多由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在吸收海外商业文化的同时，又顽强地保留着中原农耕文化的传统。广东既有开放的一面，又有守旧的一面，后者使得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较好的保护。

就历史文化资源而言，河源亦不见得不丰厚。龙川是秦朝在岭南最早设置的四大古县之一，也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之地”。河源诞生北宋“岭南首第”古成之、新中国文艺批评战线重要评论家萧殷等名家，苏轼、苏辙、文天祥以及王阳明等巨擘又曾流寓其间。

位于河源和平县的阳明博物馆。 李娇 摄

书院是古时地方上设立的供人讲学、读书的处所，主要传授和研究儒家经典以及理学家著作。曾大兴提及：“传统书院里，师生往往住在一起，交流随时进行。在古代，一个地方有没有书院，有多少书院，不仅反映一地办学能力，更反映该地学术文化的发展水平。”

据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一书统计，中国古代的书院多达6385所，其中广东446所，在全国排第五，仅次于江西、浙江、四川和湖南四省。又据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广东自宋代至清代共有书院613所，其中河源有11所。从当时各县分布情况看，河源县4所、龙川县5所、连平县1所、和平县1所。

在实地寻访东源县仙塘镇柳溪书院、康禾镇登云书院等地后，曾大兴感慨：“河源书院存量很大，有的书院因火患湮灭无存。过去学者的统计或有遗漏，不妨重新挖掘整理，重估其中文化历史价值。”

位于东源县仙塘镇红光村的柳溪书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曾为潘氏宗族私塾。 李娇 摄

进而言之，重新发掘传统，对当下有何启示？“吸引旅客的方式不仅仅靠‘两天一夜’‘三天两晚’文旅路线规划，‘搭台唱戏’也应久久为功，不能一直依赖行政力量组织听众。”曾大兴认为，文化讲座应接二连三面向市民，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扩大影响力，日积月累形成浓郁文化氛围。

越王井是龙川先民凿井而饮、耕田以食的遗迹，是人们怀念赵佗在龙川惠民的重要史迹。 李娇 摄

文化景观需经得起有识之士推敲

河源山水清嘉，又有恐龙蛋化石等独特资源。作为广东四大古县之一，龙川是探寻岭南文化源头绕不过去的所在。“河源发展文旅产业条件有、潜力足，但仅凭一场活动不足以激活发展动能，还需上下一心、持之以恒。”寻访过程中，曾大兴肯定河源文旅资源的同时，亦根据实际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在全国可查考的204座学宫和14处考棚中，只有河北定州和广东龙川两地目前还是学宫与考棚并存。龙川考棚是全国现存为数甚少的科举考试场所，为研究明清科举考试提供宝贵实物资料。图为龙川学宫。 李娇 摄

槎江书院原址位于上城东门内，始建于清雍正年间，以其东面槎水而名，现还保存有部分石柱雕刻等遗存物。2021年，槎江书院被列入全省重点打造的10座岭南书院名单。近年来，书院依托河源市图书馆，以“院馆结合”运营模式，打造河源市槎江书院大讲堂品牌，举办萧殷学术研讨会、第十二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等活动。曾大兴建议：“不妨推动书院实体化建设，创造更多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坐落于义合镇的苏家围是苏轼后裔聚集的古村落，东江和久社河在其南面交汇，整个村子山水环绕、风光秀丽。进入苏家围大门，入目可见一座人物雕像，上刻苏洵、苏辙、苏轼以及苏小妹。曾大兴直言，“苏小妹为传说中的人物，将其加入‘三苏’行列，不伦不类，适得其反。”在曾大兴看来，部分文化景观经不起推敲，背后的根源还在于缺乏辨别材料的能力，古书上的文献随手引用，并不甄别是否可靠。

坐落于义合镇的苏家围是苏轼后裔聚集的古村落，东江和久社河在其南面交汇，整个村子山水环绕、风光秀丽。 李娇 摄

“粗线条的研究创作，千篇一律、人云亦云，难以出新意。”曾大兴提及，譬如民歌、山歌剧等本是很好的艺术载体，若一味呈现客家妇女的勤劳、顾家、讲卫生，老生常谈，缺乏时代气息，难以从情感上打动人，那么“活化”只会沦为空谈。而要真正盘活静置的山水，同样需要注入时代情绪，赋予其“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情感想象。

《客家文化多样性与客家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一书将客家文化研究分为四个阶段：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华南地区的土客矛盾引发对客家问题的关注，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徐旭曾的《丰湖杂记》。20世纪初至50年代，客家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在陈寅恪的指导下从族谱资料研究客家的渊源与迁徙发展；民俗学家钟敬文则着手收集和整理客家山歌。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客家文化研究在海外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客家文化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对客家源流、迁徙与分布、方言、习俗、民间信仰的探讨成为关注重点。

以河源为坐标点，客家文化研究如何出新、出彩？曾大兴建议：“关注以文化为己任的本地学者，他们是活字典、活地图。与此同时，跳出河源吸纳更多经过学术训练的有识之士，以此拓宽研究路子，打开发展新局面。”

南方+记者 李娇

通讯员 陈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