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IPP“未来论坛”第四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主题论坛在广州南沙举办。

本次论坛邀请了不同学科背景的政、学、商界人士参与深入对话，为中国实现科技自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汇集方案。

借此机会，南方日报专访了参会的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严兴，探讨南沙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克服“中等技术陷阱”方面的路径。

南方日报：

面对“中等技术陷阱”，开放政策是关键。目前，南沙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具有哪些优势和值得推广的经验？

严兴：

“制度型开放”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要求主动对标国际高水平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国际循环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从总体上看，南沙与横琴、前海和河套作为大湾区的“四大平台”，是制度型开放的枢纽和高地，承担着先行先试的“试验田”角色。

相比于其他地区而言，南沙等平台在中央、广东和所在地市的支持下，具备以下优势。

一是制度优势，各平台都拥有“国字号”的出台文件。在中央的方案下，横琴、前海、南沙又相继出台相应《条例》，为贯彻制度型开放的坚实基础。二是政策优势，在前面两类文件下，南沙在人才引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合作开放和城市发展领域享有多重优惠政策，同时叠加广东自贸试验区系列政策，对外具有显著吸引力。三是后发优势，相比于广州其他城区，作为新区的南沙在很多领域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政策负担较小，既可以借鉴先发经验避免雷区，也可以采取更先进的举措提升效率。四是地缘优势，南沙位于大湾区的地理几何中心，具备同时通达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三大都市圈和港澳两大国际中心的便利，目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很大程度还是要依靠人员（尤其是国际人才）来落实，南沙作为同时承接港澳，对接国内国际的连接点，今后又有深中通道和南中高速的加持，将会在三地开放和交流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其他三大平台，南沙也有独特的优势。南沙的区域面积相对较大，发展潜力最佳。横琴和前海的定位已经比较明确——前海着重推进现代服务业和国际人才港建设，横琴聚焦大健康、文旅会展和现代金融产业，南沙涉及产业更为多元，在制度型开放上的探索空间更为广阔。

南沙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方面已经开展系列探索，取得亮眼成绩。例如，率先探索试行商事登记确认制度、政务服务跨境通办、搭建跨境信用合作机制、探索与港澳建立支撑与专业资格比照对应机制等，积极通过港澳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值得注意的是，相应举措仍处于初期阶段，待积累一定经验，时机成熟后，便可逐步推广至自贸区其他区域，甚至内地全境。

南方日报：

立足湾区，南沙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前景如何？南沙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着哪些优势与短板？结合这种现状，未来应从哪些方面着力？

严兴：

长远地看，南沙在发展新质生产力领域将大有可为。新质生产力是以新产业为主导的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南沙近年来聚焦“芯晨大海”产业集群，就是锚定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的体现。

从目前看，南沙短板有以下方面：一是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刚才讲到南沙在“制度型开放”上具有后发优势，从产业的角度看，情况会有不同。与黄埔、天河等具备成熟产业体系的区域不同，南沙的产业布局虽然紧跟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但确实需要时间培育和积累，否则产业未能形成集聚和规模效应，内生动力难以激发。二是人气不足。在本土人口基数小的条件下，加大“引才”力度，精准施策是关键。三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不确定性。技术路径和突破点不明确，市场需求未能完全显现，政策波动性较为明显，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较高，相关不确定性给南沙的产业、财政、基建、人才等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的环节带来挑战。

应对上述挑战，南沙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是省、市两级政府的支持，为其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广东省、广州市都明确表示举全省或全市之力支持南沙建设，以实际行动提供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和政策支持。但“授人以鱼”毕竟是治标之法，今后应充分利用好各界支持，构建“自给自足”“反哺周边”的南沙内生循环产业体系。二是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的区位优势，助力南沙自发形成产业集聚。不过目前该优势未能有效发挥，即便是从市内到南沙，仍然耗时较多。今后应着力推进南沙与湾区城市“一小时交通圈”建设，争取在2035年建成畅通南沙、贯通广州、直通湾区、联通港澳、融通全球的交通枢纽，真正将区位优势提升为功能优势。三是充分发挥前沿产业配套设施优势。充分发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技园、明珠科学园、南沙科学城等园区的集聚优势，形成广州协同创新圈、粤港澳合作创新圈、全球合作创新圈“一核三圈”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全球合作创新网络。

南方日报：

从产业发展角度出发，目前南沙面临的比较明显的“中等技术陷阱”体现在哪些方面？应如何克服？

严兴：

“中等技术陷阱”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先进技术转移的“红利期”结束前，仍无法实现既有应用技术的迭代及原创技术的研发，其经济便将陷入相对停滞状态”，所以技术（包含基础科研技术和应用技术）是破题的核心。要想克服“陷阱”，需要着力打造科研平台、转化平台和金融平台（郑永年教授提到的“新三驾马车”）。

一是在基础科研平台上，南沙花大力气引进了港科大（广州）以及霍英东研究院等相关机构，但区里的高水平院校还是偏少，集聚效应尚未显现。长远看，应适时继续引进更多高水平院校和科研机构，同时要确保落户南沙的高校和机构及时设置符合国家和本地需求的专业，培养对口的人才。

二是在技术转化平台上，要强调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对技术的转化和应用功能。这是许多传统院校的短板，但也是新兴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机遇。南沙可通过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与科研机构探索新型成果转化机制，尤其是在提升成果质量、改善转化机构服务上下功夫，补齐成果转化领域的服务真空和短板，构建完善的转化生态，打造华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地。

三是域内缺乏对技术研发和转化提供有效支撑的金融机构，这方面不是南沙独有的问题，但要跨越“陷阱”，南沙应率先取得突破。近年，南沙在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私募基金跨境投融资QDLP、QFLP试点、气候投融资试点、数字人民币试点等的创新政策已落地见效，应扩大试点措施范围，推出更符合市场主体所需的举措，为推动大湾区科技创新提供更实际的金融支撑产品。

南方日报：

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使得大湾区催生出源源不断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构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推动力。在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格局中，立足南沙定位，其应承担哪些职责，作出怎样的贡献？

严兴：

南沙先前的战略定位是“三区一中心”，即“国家新区、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和承载门户枢纽功能的广州城市副中心”。2022年《南沙方案》，提出将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去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将南沙的定位表述为广州城市“新核心区”，可见南沙在大湾区中的定位不断提升。“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国家对南沙的期待也在逐年提升。

南沙应领悟“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制度型开放”“统一大市场”“中国式现代化”等概念的切实内涵，在其基础上思考自己能作的贡献。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制度型开放是构建适合国情、领先国际的生产关系的关键举措，两者结合才能合力共建统一大市场，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百年变局下，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南沙可以在以下领域发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南沙样本”：

一是立足湾区，通过发挥“四大平台”的带动作用，促进大湾区内地9市的合理分工、有序协作有机体系，避免域内恶性竞争，提升域内整体生产水平。南沙的“白纸”特征很宝贵，需要有精巧的“画师”或“设计师”执笔操刀，布局发展的产业应当是既符合国家所需，也能发挥大湾区所长。避免出现盲目跟风，一哄而上，所设产业应经得起历史检验。

二是协同港澳。通过“9+2”地区双向互动，实现1+1+1>3的概念，打破三地各要素壁垒，率先构建大湾区共同市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基础动力，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树立样板。同时，也要积极通过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大湾区健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消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障碍。

三是面向世界。我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南沙需成为“制度型开放”先行区，不仅要面向欧美，也要关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全球南方经济体，吸引国际先进科技、资本、人才汇聚大湾区，不仅让各要素“进得来”，还要“留得住”，共同打造媲美旧金山、东京、纽约等地的“地域嵌入型”平台。

南方+记者 王一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