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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数百万家庭的福祉，也是衡量社会包容性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为进一步完善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与关爱服务体系，2020年，在中国残联、广东省残联、深证市政府的共同推动下，深圳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基地（以下简称“研究基地”）应运而生。

近日，深圳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深圳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周林刚接受南方日报专访，详细解读研究基地在残疾人事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树立全国标杆和典范的学术实践。

据了解，研究基地旨在推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残障服务标准和制度建设方面进行先行先试，以及促进粤港澳三地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方面的交流合作，为全国的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

“这一目标不仅涉及残疾人的基本权利和福祉，更关乎社会整体的和谐与进步。”周林刚在专访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政学社”联动的耦合逻辑——具有议题意识的社会组织，能够在有效收集、反馈残障朋友和家庭的实际需求基础上，以理论研究支撑政府制定更加符合实际需要的公共政策，发挥出重要的枢纽作用。

近年来，研究基地在助残社会组织发展、残障服务标准制定、推动残疾人就业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推出理论著作《社交媒体研究下助残社会组织赋能机制研究》，积极推广深圳喜憨儿洗车中心为代表的心智障碍人士创业就业新模式，并参与该模式国家标准的起草和制定。

此外，研究基地在2022年创办粤港澳大湾区残障协同发展论坛，每年举办一届，搭建了三地政界、学界和社会力量跨区域互动的交流平台，不仅织密了区域内残疾人服务网络，也为破解不同制度下资源共享、服务融通等复杂问题，提供了更多创新解决方案。

面向未来，研究基地将持续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着力构建三地协商共议的长效机制，同时加大对专业人才培养、专业服务提质、专业机构发展等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实践，为深圳、广东乃至全国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学术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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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使命

聚焦“先行示范”

构建“政校社”协同联动新模式

南方日报：深圳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基地（以下简称“研究基地”）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承担哪些职责和使命？

周林刚：202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中央和国务院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此背景下，中国残联、广东省残联、深圳市人民政府在深圳大学共同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基地”，目前也是全国14个研究基地中，唯一一个中国残联的重点研究基地。

我们重点瞄准两个概念。其一是先行示范，特别是在残障服务的标准和制度建设方面要先行先试。其二是辐射湾区，促进粤港澳三地残联、学术界、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大湾区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协同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枢纽作用。由于残障群体的类别多样化、需求差异化，无论残联还是政府职能部门都较难细致掌握个性化的服务需要，此时专业的学术机构就格外重要。我们长期扎根基层与残障研究一线，能够把残障朋友、残障家庭的困难需求形成清单，并从公共政策的视角进行研究，将结论与建议参考反馈给残联等政府相关部门，推动形成接地气、高质量的公共决策，实现学术逻辑和行政逻辑的有机结合。

事实上，在长期与残障朋友打交道的过程中，许多残障朋友会经常主动向我们表达他们在工作生活中面对的痛难点问题，以及迫切需要的帮助扶持，同时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智库机构，将他们的想法“变”成政策文件，推动残疾人服务和保障体系常态化、规范化发展。

南方日报：近年来，基地有哪些以学术研究支持公共政策，或参与政府残疾人工作决策部署的实践？

周林刚：高手在民间，实际上很多创新都是自下而上的。比如深圳诞生的洗憨儿洗车中心，创始人和员工都是心智障碍人士，目前在全国已经有37家分店。我们曾去做过田野调查，随即询问洗车的顾客，结果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这家洗车中心效率和服务的差异，可见它已达到参与同行业竞争的水平，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已迫在眉睫。

怎么让心智障碍的青年从家庭走向工作场所？在工作场所有哪些保障？这些都是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问题。最近，在中国残联的支持下，我们参与起草了心智障碍人士洗车服务的国家标准，目前已经基本定稿。接下来，我们还会推动听力障碍和健全人士融合就业的机制建设与标准制定。

南方日报：针对深圳市残疾人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基地做过哪些调查研究，有什么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的理论成果？

周林刚：满足残疾人的需求，一方面靠政府的政策供给，另外一个方面是靠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力量，服务供给才能多元化。2015年开始，我们着手启动了社交媒体视角下助残服务创新发展的研究，经过7年时间与4轮全国范围的调查， 并最终撰写出版《社交媒体研究下助残社会组织赋能机制研究》一书。

在长时间、持续性的调研中，我们逐步找到了深圳或者说广东助残社会组织在全国的方位。

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深圳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康复机构就非常之发达，究其原因，首先是政策的前瞻性。大概自2002年以来，深圳就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社会组织从事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政策，“十三五”时期深圳注册的残障人士，能够得到的康复补贴是全国最高的。

其次是市场的敏锐性，深圳市场经济发达，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擅长用市场化的手段去解决痛点问题。

此外，地缘的便利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纵向来看，深圳无论社会组织还是社工机构的成长，还是残障服务的质量提升，都离不开香港的经验与协助。20多年前，深圳市政府包括残联在内的有关单位，就把香港的精神康复服务、残疾人就业服务等模式引入深圳，进行本土化的改善后落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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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深圳：

完善“评估”环节

引入“全生涯”残障服务新视角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深圳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有什么特点或优势，又有哪些不足和短板？

周林刚：深圳的残障服务体系建设，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20多年前，我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后来到深圳，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活跃和蓬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深圳这片改革的土壤，不仅在经济层面是先锋，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惠民领域，也走在全国前列。

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是深圳的无障碍建设。2023年9月1日，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而早在2009年，深圳就在全国率先以地方立法形式出台了《深圳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法制建设轨道，2021年，《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印发实施，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升到无障碍“城市”建设，真正将无障碍融入整个城市发展的全流程，在范围、水平、层次上实现进一步突破，为国家层面的无障碍政策体系与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虽然深圳的无障碍环境、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比如硬件设施的碎片化，我们的许多盲道还存在途中有电线杆等障碍物阻拦，或空间被共享单车挤占等现象。

残障服务方面，虽然深圳较早采用社会化、市场化的手段培育专业服务机构，但对服务质量的评估还需要加强，尤其是第三方的独立评估很重要，目前这一环节比较薄弱。

南方日报：基于对深圳的观察与研究，您和团队对于深圳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有什么建议？

周林刚：残疾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服务，一个是保障。

服务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建立事业单位性质的服务机构，这种模式较为传统和低效。另一种是政府部门、残联组织通过服务采购的方式，由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

保障有赖于全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特别是残障服务、老年服务和儿童服务，这些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要兜底的社会保障，我们的政府官员一定要认识到位。

目前在深圳，面向0~18岁的康复机构数量较多、服务较好，但对于成年人融入社会的就业服务、老年人差异化的托养服务等供给严重不足，特别是针对老年残障人士的服务供给呈断崖式短缺。所以，我们希望深圳市残联、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统筹管理的过程中，要具有“全生涯”视角，根据残障人士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想法和诉求，以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精准匹配政策和服务。

未来，我们期待社会组织的服务更加专业化、个性化，同时在新兴技术的推动和赋能下，不断拓展残障服务的类型与模式，让更多残障朋友能够真正“无障碍”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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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聚力“机制”创新

呼吁“第四类”组织类型新突破

南方日报：助残社会组织是残疾人士社会服务体系的主力军。作为深圳助残社会组织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您认为此类社会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周林刚：最大的难题是资源。不仅是深圳，我国大部分助残社会组织的资源来源十分单一，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和资金支持，甚至有的机构一旦政府的扶持断了，可能就面临队伍解散的风险。

除了政府之外，公益基金会也会给予助残社会组织一些支持，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有效的资金引导和权威的项目展示平台。在此背景下，助残社会组织、残障服务机构需要主动适应信息时代，借助公共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打造良好的组织形象，提升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总而言之，资源总是有限的，如何吸引有限的资源投放到项目上、机构上，我觉得还要回到组织自身，因为它是创新的主体。

南方日报：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助残社会组织如何实现创新发展？研究基地有哪些经验或建议？

周林刚：面临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创新是每个社会组织都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是领导者，也就是社会组织的发起人、负责人要有创新的思维和理念。其次是组织形态的创新，这需要政府部门、职能单位、行政机构的共同努力。

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我们的法人登记注册要么去工商，要么去民政，其实两者是可以结合的，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企业”。我们呼吁登记部门一定要考虑除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以外的社会组织类型认定。如果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的话，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将迎来非常大的进步。

第三，要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兴起的信息化时代，如果机构组织不在这个方面下功夫，生存下去是很困难的。

最后，是资源获取方式的创新。很多公益性的基金会都在找到好的项目，助残社会组织的一些项目质量很高，但供需之间没有实现良好的对接。如何引导社会慈善资源精准投放到高质量残障服务项目中，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南方日报：如何看待深圳助残社会组织的发展前景？接下来，研究基地有哪些规划和愿景？

周林刚：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应该加大推动制度建设方面的创新，充分借鉴和学习香港澳门的经验。

比如说服务的方面标准化规范化，深圳的助残社会组织虽然数量很多，但标准化规范化还在起步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接下来我们也将尝试将香港的一些服务管理标准引进来，结合深圳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处理，也希望深圳市政府和残联在这方面开展一些突破性的工作。

在社会福利领域，港澳起步比较早、体系也比较成熟，尤其是制度供给的精准化方面，我觉得有很多是值得学习的。但由于深港两地在残障认定方面还存在差异，两地的普惠性公共服务无法“无缝链接”，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机制建设来进一步协调，这也是我们一直特别关注的粤港大湾区残障事业协同发展的问题。

接下来，研究基地也会重点部署和推动这一方面的研究。2022年，我们在中国残联、广东省残联的支持下，创办了粤港澳大湾区残障协同发展论坛，每年举办一次，通过搭建平台促进粤港大湾区形成协商会商的常态化机制，联合三地政界、学界及社会组织力量共同推进制度和体制机制创新。

远期来看，我觉得研究基地要努力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机构，这需要我们推出更多具有影响力的教材或学术著作，并且要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更多学术成果。

除此之外，人才培养也是我们作为大学研究机构的重要职责和使命，今年我们已经申请加开一门手语课，和广州的社会组织与福利机构联手推广手语知识。未来，我们也会着力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中，把残障社会服务的研究打造成深圳大学的特色和优势。

【文字】南方+记者 胡百卉

【视频】南方+记者 鲁力

【剪辑】刘玳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