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淋巴是人体的卫士，组成了身体免疫系统的屏障。近年来，我国淋巴瘤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但幸运的是，有一群专门守护“人体卫士”的医者。致敬中国医生，南方人物周刊开启“‘淋’危不惧的中国医者”人物专栏。他们的故事虽不同，却有着同一种姿态——临危不惧，从各自专业领域创新治疗方案，守护生命，推动医学进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始建于1958年，医院的整体环境十分朴素，然而这并不妨碍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前来。

见到北医三院血液科主任景红梅时，她正在电脑桌前忙碌地工作，面前摆满了文件夹与书籍，窗台上的绿植与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是办公室中为数不多的点缀。

“我们这个办公室还是1990年代的旧病房改出来的，跟新的医院比条件差一些，但我敢说我们的科室、团队非常棒，对病人尤其负责”。

从1993年来到北医三院，“有温度地解决实际问题”成为景红梅对自己和团队的要求。在北医三院的血液科，每每看到从外地赶来、辗转多家医院都没能确诊的病人，景红梅总是不断延长门诊时间，“能收进来的，就都收！尽量让患者少走一些弯路”。

深耕淋巴瘤领域三十多年，她更是把自己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了鲜少受到关注的套细胞淋巴瘤患者身上（以下简称“套淋”），“正是因为没有什么人专注套淋患者，所以我们就更得努力去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景红梅主任。

直面套淋的挑战

回想刚进入淋巴瘤领域时，一个困惑就摆在了眼前——“为什么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能治好，套淋病人复发后，就几乎没有办法呢？”这是景红梅第一次感受到当医生的“难”。

她印象很深的是，自己负责的两个套淋病人，治疗了五六年，复发后再次治疗的效果特别不好。怎么给这部分病人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成为日夜萦绕在景红梅脑海里的追问。

与当下雨后春笋般的创新疗法不同，景红梅回忆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白血病、淋巴瘤没有什么特别的药物，大多只能靠化疗。其中，套淋发病率相对较低，但复发率高，预后差。“它的特点是五六十岁的患者群体较多，治疗过程中的挑战多”。

在困境面前，景红梅想到“这部分病人其实更缺乏关注”。“如果能够找到它复发的关键基因，或者是找到一些新的靶点，可能就会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于是从2016年开始，时任血液科副主任的景红梅便带领团队开始有意识地聚焦在攻克套淋上，“精准分型，领先的药物筛选平台和临床研究，是我们不断精进的几个方面。”

对患者而言，套淋通常意味着一系列器官受累，比如淋巴结肿大、扁桃体肿大、胃肠道受累、脾肿大、肝肿大、骨髓受累以及血常规异常等，此外还会有发热、盗汗、体重减轻等全身症状[1]。根据《套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指南（2022年版）》，套淋兼具侵袭性淋巴瘤疾病进展迅速和惰性淋巴瘤不可治愈的特点，80%以上患者诊断时处于疾病晚期。

在北医三院，景红梅和团队针对套淋的解决方案分成这样几步：首先，根据病人的各种临床特点做一个分类。

“比如说高危的病人，我们有一个靶向的新药方案；惰性的病人可能我们就先不治，观察等待；经典的那部分病人，我们才用标准的方案治疗。”

这样分类的实际作用在于“低危的病人可以不用那么早地接受治疗，生活质量也更好一点”。

套淋分为三种亚型，包括原位套细胞肿瘤、经典型和白血病样非淋巴结性套淋，不同亚型预后不一样，治疗策略也会有所不同[1]。景红梅对北医三院接收的套淋患者非常了解：“约10%左右属于低危人群，10%-15%属于高危人群，中间的70%-80%是‘经典型’”。

此外，景红梅与科室的医生们十分重视对病人的全程化管理，整个血液科根据不同的疾病类型有明确分工，“我们有几位专门负责套淋的大夫，每来一个病人，大家就会一起讨论，制定一个全程的方案。”

全科规范化诊疗，每半年就会更新一次最新进展，在临床工作之余，血液科每周都会有专门的“学习会”，团队伙伴们互相分享各自细分领域的最新进展，既能从纵向加深自己的理解，又能横向拓宽视野，大有裨益。“即便是半夜十二点，病人如果有任何情况，都能够随时联系到主管大夫。”

逐渐地，景红梅发现，前来北医三院求医问诊的套淋病人数量有了变化，“一般情况下，一个中心可能一年收治10个套淋病人，而我们一年大概有两三百个。”

对病人将心比心

随着北医三院血液科的治疗口碑越来越好，慕名而来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景红梅和团队也迎来了新的挑战。

一方面是淋巴瘤本身的发展变化。“发病率提高得特别快。”景红梅感慨。她列举自己刚从医时的情景，“一间病房30张床，淋巴瘤病人只占四五个”。但现在，病床100张，60%的病人都是淋巴瘤。

在她看来，病人越来越多的原因，除了北医三院血液科硬实力的提升，还有时代的变化。“咱们普遍的生活质量高了，平均寿命长了，而淋巴瘤又是一个老年人相对多一点的疾病，所以呈现在发病率上就是逐年升高。”此外，筛查手段的进步，也让很多病人及时得到了确诊。

另一方面是如何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得了肿瘤以后，病人第一个先是‘不能相信’，‘我怎么能得了这样的一个病？’，然后会质疑‘是不是诊断错了’，等质疑没有了以后，病人会觉得说‘我得了肿瘤，特别不幸’。”景红梅对病人及其家属的反应熟稔于心。“我觉得一个积极的心理是特别重要的。”她经常参加院内院外的科普宣教活动，希望能够将正确的信息广泛传递出去，给病人加油鼓劲，树立信心，“让他们知道这个能治好”。

景红梅总结了一套劝慰病人的“语料库”：“在所有肿瘤里，霍奇金是第一个‘可以治愈的肿瘤’，弥漫大B在我们这里，基本上70%的病人能治愈，年轻病人去成家立业、正常回归社会都是没问题的……”

在患者常常会问到的问题中，有的还涉及淋巴瘤中的几个特殊类型，比如边缘区淋巴瘤。“病人基本都会问，‘这病遗传吗？’。尤其是养娃的中年人，会特别担心遗传给孩子”。景红梅提到，实际上边缘区淋巴瘤和一些特殊的感染有关，比如HCV（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等，可能有一定的遗传易感性。

景红梅介绍到，单从发病率的角度来看，边缘区淋巴瘤比套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要高，“套细胞淋巴瘤发病率基本是5%左右，边缘区淋巴瘤发病率应该在8%-10%这么一个水平”。

胃肠道是边缘区淋巴瘤的常见发生部位之一[2]，基于北医三院强大的消化科实力，血液科自然承接了很多边缘区淋巴瘤患者。2023年4月，奥布替尼获批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边缘区淋巴瘤，成为国内首个获批该适应症的BTK抑制剂。景红梅也为这部分患者感到高兴，“病人的负担可以减轻一些了”。

做淋巴瘤治疗的“终点站”

如今，血液学发展迅猛，一如景红梅当年的设想。一路走来，她偶尔会想起自己选择血液科的那个瞬间：“血液科又能够做科研，又能够做临床，挺好的。”

而回想起过去，景红梅记忆深处的几个画面，都和大学时期的紧张忙碌有关。其一是“读的书比其他专业的厚，上课的时间也比其他专业长”；其二便是医学院独有的“通宵教室”，每每临近考试，总有几个教室灯火通明，“要背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也许选择了“医生”便是选择了一种忙碌。工作后的景红梅，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了这样紧凑的节奏：上午用来开会、看病人，下午会诊、带学生，晚上复盘、学习最新进展……她很难想到“停下来、歇一歇”，而是习惯性要求自己“必须得跟上时代领先的东西，必要的时候需要告诉团队伙伴们往哪个方向去，以及做什么”。

有一组数据更直接地体现了景红梅和团队伙伴们的工作情况——北医三院血液科2022年的出院病人数为5000余人次，到2023年，这一数字增长了近50%，达到7300余人次，与之对应的医生团队是24人。

无论是85后的主治医师，还是75后、80后的副高，“大家平时工作确实累，有时候下班很晚，但没有人跟我抱怨过。”

付出背后是沉甸甸的成绩。早在2018年，景红梅作为科主任便带领团队进一步致力于淋巴瘤各亚型的临床队列建设研究，推动了总体学科建设水平的提升。

目前，北医三院的血液科已建立套细胞淋巴瘤、滤泡性淋巴瘤、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B细胞淋巴瘤五个大型队列研究。

其中，基于北方地区19家中心建立套细胞淋巴瘤双向队列，已建立840余人的病例数据库及患者标本库，定期随访，维持数据库的最新时效性，目前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最完备的套细胞淋巴瘤数据库。血液内科也成为教育部和北医三院的重点专科之一，在2023年入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3]。

景红梅从小在北京长大，后考入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一待就是三十多年。生活没有太多的曲折，科研、临床、带学生，一切井然有序，简单充实。同样长久的，还有景红梅最初报专业时朴素的想法：“当医生，能帮助到一些人”。

三十多年过去了，景红梅始终觉得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特别重要。从新的药，到新的疗法，她和团队不惮于创新，不畏于压力，始终坚持伫立在淋巴瘤诊疗的前沿。

她也正带领团队一起在中国血液学的道路上欣然赴前。

“我其实特别希望我们是整个淋巴瘤治疗的一个‘终点站’。”这是景红梅想要刻进记忆里的一幅新画面，“希望病人到了我们这儿，不会觉得还有哪些治疗的可能性我没有尝试，让病人没有遗憾。”

（图/景红梅主任提供）

参考资料：

[1]Htology血液前沿.一文了解套细胞淋巴瘤，掌握BTK抑制剂相关不良反应管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团队. 2021-10-24

[2]Rossi D, Bertoni F, Zucca E. Marginal-zone lymphoma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22

[3]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内科简介. https://www.puh3.net.cn/xynk/ksj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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