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上德

晚年的阮籍，无法跟司马昭切割，却又刻意保持距离，借酒浇愁，且以“大醉”权做“防火墙”，也因此挡掉了一些事情。可是，非常奇怪，有一件事他挡不掉，而且似乎早有预料，胸有成竹，好像非做不可，且看《世说新语·文学》第67则：“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魏元帝曹奂在位时，拟封司马昭为“晋公”，已经备好了“九锡”大礼，司马昭一再辞让，不肯接受。当时，一批公卿、将校纷纷到访司马昭的府邸，恳请、敦劝司马昭接受朝廷的“嘉勉”。司空郑冲急切派遣使者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求助于阮籍，请阮籍写《劝进文》。此时，阮籍刚好在袁孝尼的家里，头一晚喝醉酒（这本来是一堵“防火墙”），勉强让人扶起来，在木片上书写草稿，一气呵成（“防火墙”自动撤除），没有任何删改痕迹，再楷写后交付来使。时人都称赞阮籍是“神笔”。

这是魏、晋交替时期的“大事”，是“标志性”事件，司马昭在先后已经“推却”了五次的情况下，终于接受“九锡”了，时间在高贵乡公死后，魏元帝曹奂被司马昭扶上皇帝位的第四年，即景元四年（263年）十月。

其实，世人所熟知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高贵乡公留下的“名言”，司马昭的野心家形象人所共知。可是，司马昭真不是等闲之辈，他有野心，更有耐性。换了别人，既然朝廷要加封九锡，进位“晋公”，装模作样一两次也就差不多了，何至于要前后“装”五次之多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司马昭豢养的军士成济刺死了高贵乡公（《晋书·文帝纪》），成济负有“弑君”之罪，而司马昭当然也脱不了干系。司马氏父子儒学修养不浅，尤其是司马懿“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晋书·宣帝纪》）；既然以“儒教”相标榜，那么，《春秋》大义强调要警惕“狼子野心”，警告“多行不义必自毙”，《孟子》说得更明确，“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有如此重视“儒教”的“家学”背景，说司马昭内心没有“忌惮”，肯定说不过去。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司马昭的超强“耐性”，更有可能是其压在心底的“罪感心理”的转化形态。他前后“装”五次之多，说明其藏于心中的“惶恐”在高贵乡公死后的几年里一直难以消除。当然，司马昭一连五次的“辞让”表演，也可以理解成是他的“行为艺术”，意在一次又一次地强化自己没有“野心”的假象，算是为自己“留白”吧。

说了这么多，还是想为了说阮籍。

阮籍写《劝进文》，是代郑冲等人写，语气、口吻都并非阮籍自己的。按说，以郑冲的学养和文笔，他自己也可以写，本来用不着十万火急般地去“麻烦”阮籍做“枪手”。然而，郑冲请阮籍“操刀”，是事实；阮籍与嵇康等一批跟司马氏有矛盾的人物交好，也是事实。高贵乡公已经“驾崩”多年，事件也慢慢淡化；而阮籍作为与“体制”内外均有交往的名士，他似乎更有代表性，连《劝进文》也是出自阮籍手笔，司马昭这一回大概比较“安心”地接受加封了。这或许是做过文学侍从的郑冲还是非要去请阮籍做一回“枪手”的主要原因。

至于阮籍本人，他自然很清楚明白司马昭的多番“辞让”表演的“深意所在”，以他的世故心态，不会不知道事情的最后结果：加封乃是必然，是迟早之事。故此，他接到郑冲的“求援信”之后，乘着未消的醉态，文不加点，以“倚马可待”的速度完成，除了说明他是“神笔”、文思泉涌之外，恐怕更重要的是，他早有“劝进”的文章在肚子里；不是他真心“劝进”，而是他看了三番五次的“表演”，是“心中有数”，躲不掉了。

司马昭是需要身边有一个阮籍这样的人的，姑且看做是要争取的对象吧；阮籍是一枚“活棋”，用得着的时候，还真的管用。这是阮籍的无奈，也是他的悲剧所在。

我们不要忘了，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年），应该就是他写出《劝进文》之后的不久。死的时候刚年过半百，毕竟远远未到“耳顺”之年。他内心受到了多少谴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本文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