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报会骗人，战线不会骗人。这说明曹魏武将们以优势兵力和关羽作战，尽管能取得局部胜利，总体上却被打得节节败退。陈寿不能细写他们丢人的事，他只能就写四个字，关羽“威震华夏”，具体就不好多说了。这个问题，历史地理专家宋杰先生有极其精彩的考证，“威震华夏”这四个字，不是白说的，关羽的仗，打得真的是荡气回肠，比《三国演义》虚构的胜利，还要来得更激动人心。

后来罗贯中能够写成《三国演义》，对《资治通鉴》的依赖，也明显超过《三国志》。有些司马光对《三国志》理解错误的地方，《三国演义》跟着错。我们知道，你做对了我也做对了，不能证明我照搬你的，但你错的地方我错得和你一模一样，就是很有力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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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勃

责任编辑 | 陈斌

宋代瓦肆里，把讲三国故事，称为“说三分”。

《三国演义》的诞生之前，已经有了大量民间三国故事。

所以“说三分”，就要面对三重叙事。

第一重，是历史叙事，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情况，可能是怎样的。

第二重，是民间叙事，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三国故事，是什么样的。这些故事，可能离历史真相很远，但是真真是反映了下层社会的一种期待。

第三重，是《演义》叙事，《三国演义》怎样在历史叙事和民间叙事中，找到了最理想的结合部，最终成了影响力最大的作品。

陈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讲三国历史，自然首先要讲陈寿的《三国志》。

《三国志》是记载三国历史的正史。今天的文化普及程度，不是古人可比，所以基本上只要一聊《三国演义》，就会有人跳出来告诉你，《三国演义》不可信，其中很多都是故事，要了解历史，还是要看《三国志》。

不过，《三国志》这书很不容易读。这不仅因为它是文言文写的，太深了所以难读。实际上哪怕你阅读文言文一点障碍都没有，读《三国志》还是会觉得云里雾里的。

陈寿是蜀国人，而且他肯定是出身于蜀国的一个大家族。

第一，在蜀国的时候，陈寿做过卫将军主簿。蜀汉担任过卫将军的，史料记载就两个人，一个姜维，一个诸葛瞻，诸葛亮的儿子。陈寿做过这两个人其中一个的机要秘书。

第二，陈寿得罪了后主刘禅时代掌权的大宦官黄皓，不是他跟错人了，被连累，而是他直接得罪了黄皓。小人物就是想得罪级别这么高的大宦官，也够不着。

第三，陈寿的老师是谯周，蜀国最大的学术权威。

第四，蜀国被灭之后，陈寿在晋朝的仕途履历，是被评价为非常不顺利的。但是，他得到过晋武帝的亲自嘉奖，做过家乡巴西郡的中正，也就是说他的老乡谁有资格当官，他说了算；陈寿又做过太守，相当于今天地级市的一把手；还做过治书侍御史，就是在国家的监察系统，担任重要职务。这种人生不顺，和普通老百姓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某种意义上，陈寿可以说是三国很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而不是一个拉开足够距离的历史记录者。

比如说，他亲身经历了魏国灭掉蜀国的事。陈寿对蜀汉是有感情的，这份感情能不能直白表达出来？当然不能。魏国灭蜀时，军纪很糟糕。你说他能不能如实写魏军的暴行？写了，魏国的统治者容不得他，不写，又良心不安。

《三国志》写曹髦之死及曹仁战绩

然后是司马家篡夺曹魏政权，建立了晋朝。这个过程里做了很多卑鄙无耻的事。这些事，你说陈寿能怎么写？

司马昭杀掉曹魏小皇帝曹髦，《三国志》这样记录的：

高贵乡公卒，年二十。

就这样一句话而已。

当然，后面还有一道皇太后的诏书，太后说曹髦是个神经病，要杀自己，结果在乱军中被误杀了。所以要是只有《三国志》，真相就只能靠猜了。

再比如说，曹魏的武将战绩如何？《三国志》的态度，基本也是他们打了败仗，在他们的个人传记里，尽量不提。看一个《曹仁传》例子：

从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将牛金逆与挑战。贼多，金众少，遂为所围。长史陈矫俱在城上，望见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气奋怒甚，谓左右取马来，矫等共援持之。谓仁曰：“贼众盛，不可当也。假使弃数百人何苦，而将军以身赴之！”仁不应，遂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去贼百余步，迫沟，矫等以为仁当住沟上，为金形势也，仁径渡沟直前，冲入贼围，金等乃得解。余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数人，贼众乃退。矫等初见仁出，皆惧，及见仁还，乃叹曰：“将军真天人也！”三军服其勇。太祖益壮之，转封安平亭侯。

大意是，曹仁镇守江陵，东吴的周瑜率领几万人马，前来攻打。曹仁带着几十个骑兵，在周瑜的几千前锋部队里杀进杀出，让人们赞叹说：“将军真天人也！”曹操听说了，也非常赞赏，就封曹仁为安平亭侯。

你只看这条记载，会以为这一仗曹仁打赢了。

其实当然是周瑜赢了，这一仗的结果是曹仁弃守江陵。只不过，《曹仁传》只写曹仁出风头的事，周瑜赢了这个结果，自然留到周瑜的传里写。

可是按照《三国志》的编排方式，《曹仁传》和《周瑜传》之间，隔着几十篇呢。而一般读者，是很容易读了后面忘了前面的，读《三国志》这种叙事零散的书，尤其如此，也许根本会以为是两件事。

如果要研究三国史，当然必须要读《三国志》而不能拿《三国演义》当依据。但如果只是抱着休闲的心态翻翻书，《三国志》提供的历史框架，还不如《三国演义》清晰。

写曹魏的武将，是打了败仗尽量不说，写蜀汉的武将呢？是辉煌的胜利尽量少说。

《三国志》里，关羽、张飞的传记都很简单，也没多少事迹。对照一下《三国演义》丰富的剧情，就很容易觉得是《演义》又在偏袒蜀汉，瞎吹牛。

可是，如果拿一张地图，比对着曹魏武将的传记看，就会发现问题了。比如争夺荆州的战争中，尽管《三国志》记载了，这些人与关羽作战，往往能打胜仗，可是他们的战线，却在不断往后撤，他们还常常被降职。

战报会骗人，战线不会骗人。这说明曹魏武将们以优势兵力和关羽作战，尽管能取得局部胜利，总体上却被打得节节败退。陈寿不能细写他们丢人的事，他只能就写四个字，关羽“威震华夏”，具体就不好多说了。这个问题，历史地理专家宋杰先生有极其精彩的考证，“威震华夏”这四个字，不是白说的，关羽的仗，打得真的是荡气回肠，比《三国演义》虚构的胜利，还要来得更激动人心。

所以，《三国志》是一部不能只看字面的书，很多历史真相，都藏在字缝里。信了《三国志》的表面文章给《三国演义》纠错，很可能错上加错，甚至于，有时《三国演义》是对的，你反而纠成错的了。

野史写曹髦之死

晋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皇权一直比较弱势，尤其是，从晋取代魏，到西晋灭亡，只有四十多年，如果从灭吴实现统一算起，到灭亡更是只有三十多年。

古代官方的正史，希望对历史提供一种唯一的解释，把各种个人记忆，都抹杀掉。如果这个大一统的皇权维持的时间比较长，超过两三代人的时间，这个目标大概就实现了。历史当事人的记忆，不能公开说，但是大概率会跟儿子说，儿子对父亲的经历，多少还是有感的，等到孙辈、重孙辈，基本就淡了，个人记忆就消失了。就算有一些更原始的记录，但没有传播也就没有复制，也很容易消失。

但是国家不幸史家幸，西晋没够这个时间，就崩溃了。

东晋虽然说起来还是司马家的天下，但朝廷没有能力把控舆论与叙事，不同于晋朝官方叙事的各种其他说法，就井喷式出现了。譬如上面提到的曹髦之死，就是各路史家热衷谈论的话题：

郭颁《世语》：王沈、王业驰告文王，尚书王经以正直不出，因沈、业申意。

傅畅《晋诸公赞》：沈、业将出，呼王经。经不从，曰：“吾子行矣！”

干宝《晋纪》：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济曰：“然。”乃抽戈犯跸。

佚名《魏末传》：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

孙盛《魏氏春秋》：戊子夜，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会雨，有司奏却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剑升辇，帅殿中宿卫苍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贾充自外而入，帝师溃散，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充帅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霆，晦冥。

习凿齿《汉晋春秋》：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郭颁、傅畅都是西晋人，司马家的皇权还算威风大，他们没有直接谈论曹髦被杀的事，而是谈到风暴发生前，不同人的不同态度。并且，虽然未作一句议论，但可以使读者感受到，拒绝向司马昭举报曹髦的王经，才是可敬可佩的人物。

孙盛和习凿齿都是东晋人，司马家的皇帝早成了受气包，谈皇家的黑历史，几乎没有忌讳了。他们的著作，记述就坦白而详尽。曹髦怎样策划杀死司马昭，司马昭的下属怎样行动，围观百姓是什么反应，当时自然环境如何……整个一波三折，历历分明，有全景描写，有特写镜头，画面感极强，气氛渲染也非常到位。

严格说来，上面这些都是野史。正史上的啥也没有，和野史上的什么都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古人就下过这样的论断，正史的问题在于“讳”，该说的实话不说；野史的问题在于“妄”，啥也不知道就瞎说。所以对正史和野史不能偏信也不能偏废，二者结合比照，进行合乎情理的推想，或许可以稍稍接近真相，也就是说，不可能完全不脑补。

纷繁的裴注与明晰的《通鉴》

到了南朝刘宋，这些各式各样的记录，得到了整理。

一个叫裴松之的人，给陈寿的《三国志》作注释。裴松之注的特色，是大量引用各种资料，并且都说明史料来源。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这里有些材料写成的时间，还在陈寿写《三国志》之前，比如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既长期和刘备一样在荆州生活，后来又做了曹操的秘书，他写了一部《英雄记》，这个就是第一手材料，裴松之引用了很多；当然，神神鬼鬼的东西，还有后来的谣言，裴松之也一股脑塞进注释里。

过去有人就批评裴松之，说他芜杂，你怎么对材料也不加以甄别呢？但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当然是材料越多越好，就算是谣言和鬼怪，也反映了社会心态。

当然，从休闲阅读的角度说，模模糊糊的原文加上零零散散的注释，读起来更累了。很长时间里，《三国志》不是一部特别重要的书。过去读书人讲究读“三史”，就是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三国志》虽然成书在《后汉书》之前，却被跳过了。

还有，范晔的《后汉书》也值得一说。因为所谓三国时期，实际上是包括东汉末的，《三国演义》里最精彩的内容，绝大多数在曹操去世之前，那会儿毕竟皇帝还是汉献帝，还是东汉。所以《后汉书》很多内容和《三国志》是重合的。

范晔和裴松之是同时代的人，当初陈寿能看到的材料，有些范晔仍然能看到。但是陈寿在取材的时候，追求简洁，他会删节，而范晔却没有删。

比如说，《后汉书·袁绍传》记录袁绍早年的履历，他担任过哪些职务，任职的背景是什么，就比《三国志》详细一些。

《三国志·袁绍传》：（绍）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迁中军校尉，至司隶。

《后汉书·袁绍传》：后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绍为佐军校尉。灵帝崩，绍劝何进征董卓等众军，胁太后诛诸宦官，转绍司隶校尉。

这种东西不太可能是编的。

一个武将有多么神勇，搞一把个人秀扭转战局；一个谋士有多么深谋远虑，一番高论把复杂的局势分析得清清楚楚，并且精准预言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这种戏剧性最强最好看的部分，编的概率也最大。但是干巴巴的职务信息，编的可能性很小。可是就这么几个职务信息，了解一点东汉官制的话，可以看出非常多的内容，袁绍是怎么把很多重要权力拢到手里的，看《三国志》是看不明白的，但看《后汉书》，就明白了。

如果说西晋陈寿作《三国志》是史传传统第一个重要阶段，南朝的裴松之、范晔是第二个重要阶段，那第三个重要阶段的代表作，是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把零碎的史料融会贯通，用编年的方式提供了一份完整的三国史叙述。

当然，《资治通鉴》的三国部分，是司马光理解的三国史，他的许多判断，今天的学者也未必都赞同。但是不管怎么说，读《资治通鉴》可比读《三国志》轻松多了。实际上，后来罗贯中能够写成《三国演义》，对《资治通鉴》的依赖，也明显超过《三国志》。有些司马光对《三国志》理解错误的地方，《三国演义》跟着错。我们知道，你做对了我也做对了，不能证明我照搬你的，但你错的地方我错得和你一模一样，就是很有力的证据了。

以上为《三国演义》诞生之前，三国叙事的史传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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