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阅读大会·2023年度中国好书》盛典揭晓了44种2023年度“中国好书”。记者梳理本年度“中国好书”书单发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陈启文的新作《可可西里》获评2023年度“中国好书”，这是陈启文本人继《血脉》入选2022年度入选中国好书后再获“中国好书”奖。据说，这也是2023年度广东省作家作品中唯一一位入选文学艺术类“中国好书”的作品。

为什么是《可可西里》？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值最美四月读书月，南都记者特别专访作家陈启文，一起聊了聊写书与读书的故事。

聊《可可西里》

“又一次挑战生命极限的写作”

记者：2023年度“中国好书”名单揭晓，称当选图书《可可西里》为“一曲人类参与自然生态保护和物种保护的血泪赞歌”。书写自然、致敬生命的素材有很多，为什么是可可西里？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样一部作品？

陈启文：这是一部生态报告文学作品，有人说它充满灵性和神性。其实灵性和神性就是我想书写可可西里的原因所在。在蒙古语中，可可西里意为“美丽的少女”，在藏语中，它意为“北部昆仑下那片荒凉的土地”。

作为地球上的第三极，这是一个野性、灵性与神性共存的世界，几乎所有用来形容它的形容词都可以用极致来表示，天蓝到了极致，水纯净到了极致，云干净到极致，空气清新到了极致。然而，这每一个极致都在挑战生命的极限。谁又能料到，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场空前的生态灾难骤然降临可可西里。先是数十万淘金客从四面八方涌入可可西里，在这个绝美而脆弱的高原上如掏心掏肺一般地滥挖滥采，在可可西里留下了一道道被深深撕裂的伤口。随着水脉被挖断而日渐干涸，高寒草甸大面积退化和沙化。随后，又有成群结队的武装盗猎团伙在可可西里大肆围猎藏羚羊和其它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沦成为了“黄金神话”的牺牲品，那个被当作是“世界上除了月亮背面之外最神秘的地方”惨遭破坏，开始有了许多残破的伤痕，这些伤痕需要被看见，希望利用书写可以让它们被记住，让人们因此生发思考。

记者：4700米是可可西里的平均海拔。它因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恶劣，被称为“生命禁区”。您在年过天命之年后毅然决然地选择到这样的地方追寻生命的真相，想必并不容易。这份写作经历和以往有哪些不同？

陈启文：这本书是我采写时间跨度最长、难度最大的一部作品。从2017年开始采访，再到2023年8月完成第三稿，才终于划上句号。书里的每一个文字都是用脚走出来的。走出可可西里后，偶尔蓦地想起，我就有一种大脑缺氧又特别揪心的感觉。尤其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一直恍若还在可可西里穿行。

只有一次次地深入，才能以抵达现场的方式再现这绝美而又脆弱的风景，逼真地感受到这荒原大地的苍凉、雄浑、神奇和震撼。为了追寻可可西里的真相，我六上青藏高原、三进可可西里。当我走到这里，还真像走到了月球的背面，一种触目惊心的荒凉感，直接闯入了我的视线，那戈壁上布满了沙丘、沟壑、皱褶和巨大的暗斑，还有一个个环形的、呈放射状的陨石坑，依然保持着陨石从太空与地球顷刻间猛烈相撞的气势，让人震撼不已。

不过最是不堪回首处，还不是在高寒绝域跋涉和采访的艰难，而是我采写的那一个个让我难以割舍的身影、一个个场景和细节。对那些陪同我采访、接受我采访的兄弟们，我心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只有在可可西里走过才知道，那是走在一条生死路上的兄弟啊。

可以说，这又一次挑战生命极限的写作。那份难忘是任何平常生活没办法比拟的，生死之境上行走过，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变得不一样了，包括看问题的角度都会跟着变了。

记者：电影《可可西里》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在可可西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很多好文本常常也会是好电影，图书《可可西里》与电影《可可西里》能否互为镜像来读？

陈启文：可可西里的故事从来没有过时，从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率先组建起可可西里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打响了可可西里保卫战的第一枪以来，关于它的书写、拍摄就未曾间断过。

当时，索南达杰在面对武装盗猎团伙时又说了一句话：“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他是第一位为保护可可西里而捐躯的环保卫士，最终以一曲“用生命保护生命”的慷慨悲歌，化作成高原上的一座雕像。他用自己的生命，唤醒了世人前所未有的生态保护意识。他的誓言最后变成了谶语。这也是多年来被反复书写的故事，从虚构的电影到非虚构叙事，在外界看来这几乎是一个被过度诠释的、有些过时的老题材了。

但索南达杰的故事仅仅只是一段悲壮的序曲或一个开端。在可可西里时空里，迄今还没有人对可可西里基于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书写，尤其是索南达杰身后的故事和可可西里艰苦卓绝的保护历程，除了一些碎片化书写，还留下了大片文学空白，这正是我在本书中书写的主体，也可谓是“续写的可可西里”。

聊读书

从生态文学中领悟自然之美

记者：通过《可可西里》，除了能够读到秘境之险和自然的广袤之外，我们还能读到什么？

陈启文：你所说的“秘境之险和自然的广袤”是可可西里亘古以来的自然存在，而我写这本书的重中之重是关注并记录这个自然存在被打破之后的另一种存在，追溯了可可西里的保护历程，这个历程就像“三重奏”。自1995年青海省批准设立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1996年正式公布），才标志着可可西里从“无人区”或“无法区”进入了自然保护区时代，也可谓是可可西里保护的一重奏；1997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并公布可可西里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可可西里的保护的二重奏；201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整体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并于同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可可西里保护的三重奏。由此，可可西里构建起了协同保护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大格局。

这三重奏，是我国对可可西里自然生态保护的不断升级。索南达杰的故事仅仅只是一段悲壮的序曲。在他的身后，一批批可可西里的守护者、志愿者沿着这位环保卫士的足迹在这里行走。我在书中记录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可以统一被称为可可西里的保护者，他们伴着这“三重奏”的奏响，肩负起了保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的双重职责和使命。

记者：您是怎么发现他们的？他们都有哪些故事？

陈启文：我是在调查采访的过程中认识他们的，经过对可可西里的认识不断深入，我发现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和缓冲区其实存在三种自然保护力量。这个想法是我最先提出来的，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悟，是基于可可西里的生态特点而提出来的。

如果把可可西里看作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三种力量皆是守护这生态系统的不可或缺又密不可分的存在。第一种力量是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森林公安局组建的主力巡山队，这是制度化的力量，也是保护可可西里的中流砥柱。他们从来就不是孤军奋战，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两种来自民间的力量，一种是主动参与可可西里保护的民间环保组织、环保人士和众多的环保志愿者，从“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的梁从诫先生，到杨欣创办的“绿色江河”民间环保志愿者组织，在保护可可西里的自然生态过程中都至关重要。还有一种民间力量，那是散布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或缓冲区周边的牧民和村民，他们秉持万物有灵的信仰，把自然生态保护作为“有情众生”的布施，籍此良善的出发点，加入了可可西里自然生态保护的队伍。

透过这些可可西里保护者和志愿者的背影，既可以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时代对生态保护的缩影，也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虔诚、敬畏和智慧。

记者：越是科技发达，越是疲于生计，越是需要寻找生活的意义。刚好聊到读书，您觉得数字化时代信息冗余过剩，我们还需要阅读吗？像《可可西里》这类生态文学作品之于阅读的意义在哪里？

陈启文：阅读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可可西里一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申遗评估报告中的描述，这里“拥有非凡的自然美景，其美丽超出人类想象”，对绝大数人来说，这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传说，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说实话，如今纯粹的自然王国已经寥寥无几了，整个世界几乎都变成了人间，我一直觉得，最好是让这伟大的荒原一直保留在无人惊扰的原始神秘、永远荒凉的自然状态，让人类保存一份最后的、遥远而神秘猜想。诚然，这对于人们也是一种不能抵达现场的遗憾，但读者可以在阅读中感受那非凡的、超出人类想象的自然美景，我觉得这更体现了人类对自然世界中一切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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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书”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自2013年起已经评选了11届，每年推选的“中国好书”均具有较高的阅读价值和文化水准。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好书”这一品牌已在业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值得关注的是，获得2023年度“中国好书”的45家出版机构中，有14家是新面孔，首次有图书获得这一荣誉。分别是：中国妇女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深圳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三环出版社、广东科技出版社、文汇出版社、中国和平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其中，三环出版社今年凭借《课文背后的红色故事》《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2种入选图书居于另外13家出版机构前列。

陈启文，湖南临湘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文学创作一级，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大宋国士》、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中华水塔》《为什么是深圳》《中国饭碗》《血脉》《可可西里》《袁隆平全传》等30余部，作品翻译为英、法、德、俄、意大利等多语种在海外出版发行。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中国新闻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全国纪录片一等奖等奖项，2015年被国家水利部授予“水利文学创作特别贡献者”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