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划分”便于宣导意识形态与动员社会运动，但无数难解问题也随之而来：谁才是弱势群体？难道两个各项条件都千差万别的自然人，也会因为性向而被划归“同一身份”？究竟有多少“弱势群体”需要照顾？彼此之间又需要怎样划分三六九等、决定谁照顾谁？

王兢

责任编辑 | 陈斌

近日，“德国立法性别自由”的新闻引发关注。当地时间2024年4月12日，德国联邦议会以374票赞成、251票反对、11票弃权通过《性别自决法》（Selbstbestimmungsgesetz），11月1日起生效。这部法案也取代了从1980年颁行至今的《变性法案》。单是从法案名称就能看出改变之大：依据旧法案，一个德国公民要想变性还需要医学报告与法院批准，如今则仅凭自我认知就可以变换性别登记。

根据这部法案，德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需要提前三个月通知登记处所要进行的更改，之后就可以从德国法律现有的三个性别选项（男性、女性、多元性别）中选择一个新的性别；14至18岁的青少年需要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才能申请变更性别或姓名，如果没有获得批准，申请人则可以提起诉讼，由家庭法院作最终裁决；未满14岁则必须由父母或监护人以他们的名义提出申请。

与美国的一百种性别不同的是，此次德国通过的法案规定的是“三元性别论”（男，女，其他）。同时，这部法律还有一些“补丁”，比如“恐跨言论或是未经同意泄露姓名/性别将被罚款最高一万欧”的惩罚条款，“一年之内不得撤销或更改”的时间限制条款，未成年人的年龄限制条款，以及“但若国家发生紧急情况，两个月内要求从男性性别变更到女性或多元性别的申请将不予审批”这样的“但书”条款。

有网友戏称，这条“但书”条款可以翻译为“战争让跨性别走开”：男性不能指望以调换“社会性别”（gender）的方式摆脱“生理性别”（sex）所负的社会义务。这部《性别自决法》在这一点上就呈现出了某种“拧巴”：生理男性大可以在自我认知上天马行空，但无法凭借这一点在社会义务上完全金蝉脱壳；而反过来看，从生理女性变为认知男性则无此障碍。

现代社会的一条起码原则是权责对等，权利与福利与义务/责任之间不能出现较大的落差，“权大责小”“有权无责”那会在实质上扩大社会群体之间的转移支付，增加社会运行的熵值，并为之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法案的这条“兵役但书”条款也提醒外界，“生理男性”作为一种自然属性依然更适合承担兵役的社会义务，这符合客观规律也贴合权责对等的原则，并非“心理认知”所能轻易改变。

因此，德国的《性别自决法》也再次展现了轰轰烈烈的“身份政治”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困境。兵役的问题还只是第一步，美国式的基本权利/福利问题还有许多留待解决。如德国右翼“选择党”所说的“女性的安全空间与权利”问题，医疗卫生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社会就业问题，等等。如果“性别自觉”在这些领域碰到难题，那么是否仍然需要类似的“兵役但书”条款，打上权责对等的补丁？

进一步说，如果德国跨性别群体继续向美国看齐，号召不是三种性别而是更多、鼓吹打破一年的时间限制，甚或是像美国一些蓝州一样可以劝诱未成年也变性的话，那么这部《性别自决法》的几个补丁恐怕也会面临挑战：下一步要么打上更多的补丁，要么就要继续为之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问题逼到这一步，就值得审视“身份政治”的内在悖论与现实困境了。

欧美身份政治的“无限可分”倾向近年来让政治光谱不断左移，不少左翼人士大有“一不留神就变成退步”之感，近年来屡屡被跨性别者攻击的J. K. 罗琳就是一例。素来力持“女性主义”立场的罗琳，在“最新版本”的攻击之下也只有招架之力。但其实在这些群体内部，光谱也有“激进or保守”的左右之别。

“身份政治”的一大要义，就是以“身份”消解“个体”，假定一名自然人只要属于什么身份，就会被自动归类为“弱势”或是“强势”，从而理直气壮地要求公共政策上的优待与照顾。数十年来，欧美左翼意识形态一浪高过一浪，也逐渐掌握了社会议题的主导权，推出了一项又一项基于身份政治的公共政策/法律，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也层出不穷。

“身份划分”便于宣导意识形态与动员社会运动，但无数难解问题也随之而来：谁才是弱势群体？难道两个各项条件都千差万别的自然人，也会因为性向而被划归“同一身份”？究竟有多少“弱势群体”需要照顾？彼此之间又需要怎样划分三六九等、决定谁照顾谁？现代社会本已取消了种种前近代的身份桎梏，“身份政治”却无异于重新划分身份地位，造成“一些人比另一些更平等”的结果。

而更为显而易见的负向激励在于，一旦“弱势群体”成为一种可以享受特权的身份标签，那么自然会刺激更多的人将“自我认同”转换为“弱势群体”，从而心安理得地享受转移支付带来的优待与照顾。“谁来为之付钱”终将成为比“谁来服兵役”更为棘手的待解难题，社会因此而需要加上的补丁，恐怕就不止是“战争期间的生理男两个月内不能换认同”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