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最有名的女继承者，接班满一年了。

去年3月，杨国强宣布退休。过去低调到网上唯一一张个人照就是结婚照的杨惠妍，接任董事会主席，碧桂园步入女当家人时代。

同一年，37岁的何颖，从父亲手上接过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职；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的石思慧、广东申菱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的崔梓华等一批佛山上市公司的女二代，也更频繁地走向台前。而95后黄希谊在小红书发帖表达厂二代接班的苦恼后，引发全国3000多个厂二代关注并组建社群，她因此被国内媒体争相报道。

作为中国工业第四城，自2012年以来，佛山掀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企业家族传承浪潮，并在2021年起达到新的高峰。佛山超过10万家工业企业的基数下，选择与流水线相伴的“大小姐”越来越多，当中不少也从“女二代”成长为“女当家”。

尽管这还是少数。改革开放以来，佛山的产业江湖里不乏优秀的女企业家，她们的造富能力向来突出：2021年，佛山白手起家女富豪数量全球第七；去年的中国女富豪榜单，佛山上榜人数位居全国第三。

在制造业突围更加迫切的当下，跨过荆棘丛生的接班路，一个值得期待的群体——佛山企二代里的“娘子军”们，来了。

来了

女继承者的三种“出场”方式

在女承父业前，黄希谊已在国外待了11年，学奢侈品管理、衣着时尚。她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主动走进最传统的制造车间。

黄希谊到先进制造业工厂开展调研学习活动。受访者供图

她父亲所创立的力丰集团主营数控机床，以出口为主。在黄希谊的印象中，父亲几乎从不让她接触公司业务。就连位于自家楼下的公司门店，父亲也没有对她提过“去看看”的要求。

海外留学几乎是佛山企二代的标配，像黄希谊这样长时间待在海外的厂二代，大多会留在国外。当时她已经在巴黎做了两年策展工作，按照计划准备去日本进修。2021年，突发的新冠疫情让她回到国内。结果刚回去，她就意识到自家企业正处于“至暗时刻”。

“公司顶峰时有5000多人，这几年只剩800多人。”黄希谊当时并不懂发生了什么事，但她知道出问题了。厂二代固有的责任心，让她接受了父亲回家接班的建议。

制造业形势的变化，改变了佛山乃至国内厂二代接班的局面。“相比过去很多人不愿意接班，这两年因为全球经济形势不好，回来接班的明显增多。”对社群中3000多个国内厂二代观察长达一年的黄希谊总结道。

一部分是出于闯荡无果。同为佛山厂二代的林婉仪（化名）注意到，身边不少二代前几年曾跑去开咖啡厅、餐饮店、做金融类投资等，但到了今年，这些店铺或是倒闭、或是经营不善。“反正有一批在外面闯过的人，回来了。”林婉仪说。

外部创业成功率的降低、内部公司发展的危机，间接推动佛山企业二代回归接班。这也拉开了一部分“大小姐”走向流水线车间的序幕。

她们大多会从公司财务、品牌类岗位起步，但最终能否成为当家人，都没有定数。她们的兄弟甚至丈夫，都有可能参与这场角力。

作为长女的周琳（化名）则代表了少数直接当家的企业女二代，尽管这个开端让她措手不及。

周琳的母亲早年从塑料行业起家，后涉及多个行业，在佛山特定行业有一定知名度。2009年，20岁的周琳还在国外读大二，突然接到母亲患癌的消息，急忙回国。一年多后，母亲因病去世。曾希望让母亲抱上孙子的周琳，最终披着孝衣、挺着孕肚，含泪成为女掌门。

因上一代身体原因而临时上阵，是佛山代际传承中的一类。这样的接班开篇，面临的情况也更复杂。母亲去世后，周琳面对拒绝将贷款展期的银行、为了遗产而闹事的亲戚，以及旁人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世侄女，你太年轻了”，手足无措的她一度抑郁了将近三年。

接班的除了女儿们，还有“媳妇派”。

在周琳回国接班的那一年，李婧跟着男友高振中回家见家长。结果见完面的第二天，日后她的公公、高登铝业集团的董事长高力登，就邀请她第二天7点一起去看工厂。

学艺术专业的李婧没想到，这天以后，她开始频繁踏入机器轰鸣的铝材制造工厂。日后她履职高登铝业执行总裁，成为佛山“夫妻档”接班的代表。

学艺术专业的李婧投身传统制造行业。受访者供图

相比之下，同为媳妇的吴淑筠可谓专业对口。学外贸出身的她，前年起接管了公公打拼下的主打出口的佛山市南海同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下称“同艺”），出任总经理一职，而她的丈夫则管理另一家公司。

吴淑筠（左）在佛山市南海同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任总经理一职。

女继承者们的涌现，催生了一批佛山女企业家商协会。去年起，不少镇街也迎来了自己的女企业家商会，例如南海丹灶。 据佛山市妇联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佛山市、区、镇各级女企业家协会已经达到23个，总会员数达到2000多人。

阵痛

与父辈吵，与管理层磨，与家族人员斗

但接班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男女。

“接班的前半年，就是体验期。体验感好不好，直接决定厂二代留的时间久不久。”黄希谊的体验期是在巡厂中度过，每天早上10点到工厂，完成一天工作后四点多返回广州。

黄希谊对工厂的兴趣并不浓厚，在父亲工厂工作的第一年，她还兼做了一个艺术馆，甚至更多时间放在了艺术馆。但她的父亲没否定过她的“一心两用”，甚至没发生过争执，这让她平稳度过了体验期。

相反，和她一样对工厂并不太感兴趣的哥哥，在工厂工作了不到几个月，就跑到国外呆了一段时间。

黄希谊认为这再正常不过。她见过太多要么因为不适应工厂、要么因为与父辈闹得不可开交而跑掉的例子。

王超（化名）也很有共鸣。他的小舅子在接班一家南海金属工厂后，因为与创始人——他的岳父时常观念不合，让作为女婿的他左右为难。“内部甚至都分派系，还要我站队。”王超感叹道，不过接班不到一年，他的小舅子就选择出外创业。

女继承者的表现相对会柔和一些。

林婉仪就从来不曾和老一辈企业家起争执。去年开始，她接手公公打拼下的一家位于南海的设备工厂。这几年受疫情影响，工厂几个国外客户取消了订单。工厂年营收从高峰时的8000多万元滑落到去年的2000多万。这个只有80多人的工厂，车间工人平均年龄都已在40岁以上。

林婉仪曾经主张厂房做数字化改造。但在父辈看来，经济形势不好，投资需谨慎。一句否定后，她再也没提过。“如果我是女儿，也许我会据理力争。“林婉仪说。

也有敢于铁腕“施政”的继承者。

张丹（化名）是北京一家数字化服务商的咨询师。几年前，她曾经与佛山一家知名企业的厂二代谈妥了开展精益化改造的事。签约在即，但突然没了动静。

直到有一天，她忍不住去询问合作后续，该公司的员工略显尴尬地告诉她，“小老总生病了，合作要暂缓。”她后来打听才知道，二代上台后与父亲原有管理层有太多的不和，最终原本因病退居幕后的父辈重新出山，架空了二代的权力。

周琳并没有与上一代企业家之间的矛盾，毕竟她是因母亲患病而临危受命。但是母亲留下来的管理层，还有当时已经遍布公司各个部门的亲戚，都是她接班后，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但她选择的方式也是柔中带刚。

周琳先是在另一个地方租了新办公室，培养新的管理层。在原来的公司内部，她选择完全不对老管理层与家族亲戚们有任何的责备或者发难，甚至都没有太多的交流。

与此同时，她一方面和不少行业大咖学习取经，投资对方的项目，并把公司的新业务都转到了新管理团队。另一方面她分步“架空”老管理层，并逐年降低家族亲戚们的薪酬。

“有段时间，我在车上从来不和司机说话。”周琳认为，司机也可能成为传言的制造者。在这种信息差下，大概用了3年时间，老的管理层和在公司任职的亲戚都相继离职。

在北大教授周其仁看来，代际传承本质上是从血缘关系转化为契约关系的过程，如何处理和父辈的关系，与父辈培育起来的管理层的关系，都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但这些也是难题。“我今天又和我爸吵架了，我今天又和公司里的某个亲戚吵架，我今天又和某个高管吵架......”在黄希谊所建立的数十个厂二代微信群里，每天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分享和这三类人起争执的故事。

差异

“铁娘子”80后VS松弛感90后

在听得见炮火声的商界中，很多女继承者普遍都有着“铁娘子”般的作风，佛山的也不例外。

在高登铝业，李婧接班后大着肚子去工地“抢”客户的故事，至今让内部人津津乐道。

有一次，一个客户已经决定要与高登铝业的竞争对手签单，但李婧不甘心。当时已经怀孕6个多月的她，多次跑到了客户的项目工地“堵人”。

因为没有电梯，她挺着大肚子爬到五楼等客户，结果第一天没等到。她也不知道客户是不是刻意躲着她，但李婧也不管，她第二天继续去，连续去了三天，最终把客户都感动了。

那一次一共签下了800多万的订单，那位客户至今都是高登铝业的长期合作伙伴。

这位“铁娘子”也有柔弱的时候。在怀孕期间，李婧经常陪着客户到不同的车间和项目工地参观。有一次她坐观光梯不小心踩空，为了防止孕肚撞到地上，她下意识用手撑地，结果手当场就肿得像包子。在去医院的路上，李婧因为担心胎儿大哭了起来。

幸运的是，这次小意外并没有对胎儿造成影响，但李婧仅仅休息一周后，又开始连轴转地参加各种展会直到生产前一天。

李婧所代表的是普遍更能吃苦的80后女继承者，这也符合上一代对他们的期待。

1989年出生的吴雯还在读大学之时，就曾对父亲夸下海口：“以后我要成立一家公司，收购你的公司。”她的父亲是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列进。

2015年，中盈盛达在香港成功上市。

彼时在英国修完法律和会计学位的吴雯回国后，并没有进入父亲的公司，她甚至都不愿意在佛山的金融机构工作。本质上她是希望自己独立打拼，避开可能受到的来自父亲原因的照顾。

吴雯（左四）带佛山市青年企业家们到中盈盛达公司参观。受访者供图

后续几年她都在广深的金融机构工作。当时每到晚上，父亲给吴雯打来电话后，一听她在加班都难掩喜悦之情。“这是他的高管下属们告诉我的，说你爸一听到你加班很开心，马上又和我们说了。”吴雯回忆道。

有意思的是，女性继承者内部或多或少存在代际差异。

在接待应酬的饭局中，吴雯观察到90后女二代明显有一股“杀气”，她笑称，至少在喝酒方面，她们普遍更胜80后女性。

黄希谊则认为，90后二代会比相对传统的80后显得更松弛一些，无论男女都是如此。

在她观察中，老一辈对待80后接班人，往往喜欢让他们从基层做起，甚至在产线先当工人，有不少80后可能是在公司做了十多年，才勉强当上了总经理。但很多90后接班人，一进入公司就从总经理、总助之类做起。前者过于沉浸式的轮岗，会让80后接班人难免更加紧绷。

而90后，特别是95后则明显有更重的“玩商”。黄希谊所运营的“厂二代gogogo”社群平均年龄只有26岁，这群普遍的95后对于一些比较轻松型的聚会接受度较高。

黄希谊也不避讳自己要给玩留更多的时间。“我的时间安排里，30%的时间用在工厂，40%的时间用在运营厂二代的社群，还有30%的时间要留给自己玩。”

互补

数字化转型里的“二代现象”

大多数佛山厂二代都有一个共识：最理想的接班模式是能够在父辈原有业务的基础上，衍生出自己主导操盘的新业务。

“先做B业务，做好了，再回归A业务，也就是回到母公司，这肯定是最好的。”周琳认为，好的接班模式不一定是一开始就参与母公司的业务，二代可以做自己的新业务，最好能与主营业务有一定的协同，但又保证有自己的天地。

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佛山，数字化是企业转型的最大公约数。

2021年，佛山发布《佛山市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若干措施》，宣布3年投入百亿元资金支持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引发了一股数改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佛山出现了一种“二代现象”：很多企业的数字化改造，无论新业务还是裂变出新公司，操盘手往往都是企二代。

黄希谊的父亲就一直希望发展工业互联网业务，但直到女儿入主公司，这项新业务才落地。“父亲想做，但他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好。”2021年，黄希谊成立了名为中机联的子公司，主要从事软件业务，能够与母公司力丰的硬件形成互补。

为此黄希谊专门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团队。但是两年过去，这块业务发展并不顺利，人员已经压缩到了8人。

但黄希谊目前在运营的“厂二代gogogo”社群，又给她带来了新的希望。毕竟这些遍布全球的厂二代，本身也有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在不久前，她的社群里还尝试了订单共享的模式。“就是有一个总工程包，在群里进行分包，对大家来说都是资源的整合。”黄希谊认为，人气就是财气，只是转化还需要时间。

华特气体接班人石思慧的数改计划则顺利得多。70后的她于2009年接班后，就着手推进公司的信息化改革。华特气体也由此成为佛山南海区最早一批开启数字化、信息化改革的民营企业。

在石思慧接班进程按下“快进键”的这几年，华特气体的数字化改造已经完成了第一期战略目标，工厂逐步实现了气体自动化充装、钢瓶无人化搬运等全生命周期的的追溯管理。

不仅仅是数字化。普遍有着留学经历的佛山企二代们，在跨境电商、人工智能、全球化等领域的知识储备，都超越“洗脚上田”的父辈，能与上一代形成互补。这些领域也成为佛山“企二代”接班后的主攻领域。

吴淑筠上任总经理后，就在全球化上做文章。她一直争取让产品卖到更有影响力的场景中。早在2016年，同艺就接到了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工程单。今年6月，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上，也已经确认将用上同艺的太阳伞产品。

但不是所有的二代都有这样的机会。

林婉仪就基本放弃了改革的想法。她尝试过提的新方向或新业务，要不就被老一代否定，还没诞生就夭折，要不就是被老一代提的各种意见，导致最后不是她想要的模式。

“老一代有经验，否定了想法，也可能是帮我们减少走弯路。”林婉仪说。相对不那么“刚”的女性特点，让林婉仪和公公一直和平相处。但遇到自尊心更强的二代，则会选择“逃离”。

在林婉仪之前的上一个总经理，就是她的小叔子，她丈夫的弟弟。因为与父亲有太多经营理念上的不同，她的小叔子去年选择去到林婉仪丈夫所掌管的另一家制造工厂中，原因是她丈夫所负责的工厂父辈介入得少，而她接手的设备厂，实际上还是父辈在“垂帘听政”，但她认为也并不一定是坏事。

对佛山来说，代际传承是一个慢变量。一位接班人从出场再到当家都要经历至少5年乃至十多年的历程，摆在女性面前的接班道路明显会更窄和更难，从女二代到女当家，一切还充满了未知数。

但几乎所有受访的佛山女继承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判断：未来佛山制造业的女当家人，肯定会越来越多。

【撰文】叶洁纯 华声宇 黎詠芝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