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来，金成洙，在学校、职场、家庭中，见到各种各样人性的面向，人都在善恶之间抉择，“那样的事情不是历史，而是一直在发生”。

现实远比电影残酷，历史的走向并不总是如人们所愿。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责任编辑 | 李慕琰

《首尔之春》剧照。（资料图）

很多人相信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即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韩国导演金成洙却在电影《首尔之春》中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历史不一定由胜利者书写。

1979年10月26日，韩国总统朴正熙被暗杀，长达十八年的军事独裁政权终结，绝对权力消失后，短暂的真空期中，社会迎来松动，但春天并未真正来临，贪图权力空位的人心浮动，即将把韩国国民带入更深的暗夜。

《首尔之春》讲述的便是韩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双十二政变”，也是韩国电影史上首部根据该事件改编的电影。1979年12月12日，韩国陆军少将全斗焕联合秘密组织“一心会”势力发动军事政变，逮捕陆军参谋总长、戒严司令官郑昇和上将，全面掌握军政大权。此后，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全斗焕担任“第五共和国”总统，实施铁腕统治，备受争议。

140分钟的电影，浓缩了“双十二政变”的9个小时。对于导演来说，首先要面临的难题也许是，如何把一个韩国民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拍摄成具有戏剧张力的剧情片。

“双十二政变”是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军事叛乱，因此电影中鲜少有激烈血腥的场面可以夺人眼球，甚至场景也极为单一——大多是在几个作战营地间切换，紧张感更多来自人心的较量，事关权谋手段和正义底线，也是韩国电影最为擅长的政治心理惊悚片。

基于现实中的历史走向，观众们在电影伊始便知道，它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擅长操纵人心和权力的小人会取得胜利，走向更极致的疯狂，坚守底线和原则的人物则会失败。

政变之后不久，1980年5月18日，全斗焕宣布全国扩大戒严，派出空降部队镇压抗议者。对于韩国民众而言，那是无法抹去的历史创伤。

因此，《首尔之春》的140分钟更像是在抽丝剥茧地拆解，历史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黑暗的。

它更像是一部政治警示片，系统的失效和人性的溃败极其轻易，文明的建立则极为脆弱，所以，历史需要一遍一遍重述，向更新一代人重述，向不了解的人重述。

“韩国近代史命运转折的一晚”

1979年12月12日政变发生时，导演金成洙正就读高三。陆军参谋总长遭绑架时，他甚至听见了发生枪战的声音。“虽然年纪很小，但1979年12月12日发生的事对我产生了太大的影响。”

对于韩国人来说，有关历史长期被掩盖，金成洙直到三十多岁才得知相关真相，惊讶和困惑于军方体系在一夕之间崩坏，因此动念把那个“改变韩国近代史命运转折点的一晚”呈现给观众。

《首尔之春》是首部反映这次政变经过的电影，此前仅有MBC电视台2005年播出的电视剧《第五共和国》再现了这一事件。再现的难度除了在于史料难以获得，更在于如何从民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中找到电影的戏剧动力。筹备作品时，金成洙最大的疑问是，“那样短的时间内，那少数的叛乱军是怎么把我们国家军队的指挥权轻易击垮的？”

电影用简单的时间顺序还原了事件经过：全斗焕如何发起政变，陆军方如何想方设法应对和抵抗，两军势力如何开会动员，如何调兵遣将，如何心理博弈。

两位主人公，首尔警备司令官李泰信，是“虽然死板但是很有责任心”“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真正的军人”，原型人物为韩国陆军少将张泰玩；以全斗焕为原型的全斗光则更贴近枭雄形象，能屈能伸，擅长拿捏人性，取得成功的方式是不择手段和打破底线。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全斗焕等韩国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建立了私人秘密军事集团“一心会”（又称“壹会”）。起初，它的政治色彩并不明显，随着全斗焕等核心成员在军中地位不断提升，逐渐组织化、严密化。

电影对“一心会”为代表的权力渗透有深刻展现。（资料图）

通过对“一心会”的描写，电影对权力的诱惑有深刻的展现。“一心会”的成员渗透军内各个要职部门，前辈会员利用自己的资历与人脉，帮助后辈快速晋升，在韩国经济腾飞时期不断覆盖到工业、基础建设、房地产等领域，逐步成为滋生利益和腐败，操纵国家命脉的政治军事复合体。

“一心会”内部成员互相不通晓身份，普通军人秘密加入后，全斗光会让他们坐到自己的椅子上，体会“你就是我”的感觉。普通士兵的眼神在这时开始亮光，权力的幻觉像充满毒性的曼陀罗般蔓延滋长。

除了利诱，反叛军同盟在危急时刻选择继续留在第30警备团叛乱军总部的原因并非出于团结，而是怕落下好处。全斗光说，“我会尽快，把那好处塞进他们嘴里。”

片中着重刻画了这几小时内登场的形形色色的人，人性在危机时刻的本能反应，身处不稳定的动荡时期，每个人出于利益和恐惧，深陷在游移不定的苦恼中，如何作出各自的选择。

一场政变展现出人性的各种摇摆，有人懦弱，有人保守，有人希望全身而退，因此有观众评价，韩国电影最擅长拍摄在善恶之间摇摆不定的庸才，正如片全斗光所说：“你觉不觉得人类很喜欢被发号施令？”

除了展现全斗光的权谋手段，电影也将更广阔的触角推向了历史的必然性，那就是在朴正熙逝世后，短暂的“首尔之春”时期千疮百孔的权力系统。

双十二政变前，时任总统崔圭夏是韩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任总统，民间有软弱、无政治野心等评价。他是韩国维新体制的代表人物，文官出身的他放弃了唯一能掌握军权的机会，后续在全斗焕率领军人站成一排施压，逼迫他事后补签“同意逮捕陆军总参谋长”的签呈时，崔圭夏只能在签名下方注上时间“1979.12.13.05:10”，为全斗焕先斩后奏的非法逮捕行为留下历史遗证。后来，崔圭夏陆续签署了“同意全斗焕兼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等签呈，在“518光州事件”中未能阻止军队投入，对新军部登场的秘密保持沉默。

电影刻画了整个系统自身的失效。时任陆军参谋次长闵昇培担负镇压军的总指挥，因顾虑朝鲜趁乱出兵而优柔寡断，天真地以为能同全斗焕达成“绅士协定”，撤回了原本可以逆转局势的支援兵力。除此之外，软弱如无骨的国防部长、忌惮“一心会”势力而摇摆的其他将领，都让局势逐渐失控，最终覆水难收。

这些人物在瞬间的选择，可能就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和无数人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行为就像普通人。”金成洙解读，“到了人生的某个重要局面，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本能和当时的情况来判断，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在某个瞬间说什么话，做什么决定，是那个人所有生活的映照，那些引领我们的，在社会中重要的人们，真的是在那样的瞬间能选择正确答案的人吗？”

“有一丝人性的羞愧”

电影中最浓墨重彩的人物是主角李泰信。“我们常常面临作出简单的选择而忘却本分的危险，然而李泰信却是内心坚定不为他人所动摇”，在首尔钟路区一家咖啡厅接受采访时，演员郑雨盛如此评价自己扮演的角色。

李泰信的原型张泰玩在政变期间担任首都警备司令官，是抵抗全斗焕叛军的军队指挥官，与叛军僵持到最后一刻，包括实施宵禁，封锁汉江上的19座大桥，阻止叛军进入首尔；即使叛变的第1、第3空降旅通过叛军管辖的幸州大桥到达景福宫，与全斗焕原有兵力集成绝对优势，张泰玩也没有放弃。

他集合了百余名兵力与数辆坦克准备进攻景福宫，却接到国防部长吴国相让他停手的命令。张泰玩听从军令停止镇压行动，并于当晚被保安司令部逮捕，经过45天审讯后，被强制退役，在全斗焕执政时期，与家人一直在政府的监视下生活。

《首尔之春》最高潮的情节——李泰信集结百余兵力向景福宫出兵，与全斗光在光华门对峙的场面，在真实的历史中并未发生，属于电影的虚构想象。李泰信这一角色更像是政变当中无数悲剧英雄的缩影，寄托了创作者对人性的期待。

即使被逼至绝境，看似别无选择，一个人也能有捍卫自身价值观的空间。郑雨盛对李泰信的理解是，即使咬紧牙关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是军人的使命，所以他行为的驱动力来自军人的职责。四十多年来，金成洙，在学校、职场、家庭中，见到各种各样人性的面向，人都在善恶之间抉择，“那样的事情不是历史，而是一直在发生”。

在电影里，李泰信在败局已定时，孤身一人跨过重重路障，走到全斗光面前，对他说：“你不管作为军人还是作为人都没有资格。”

金成洙嘱咐郑雨盛，要用淡然的态度说这句话——现在对面是做错事的人，做错事的人不是我。

片中的全斗光听到这句话后，露出了一丝犹疑，虽然赢得了政变，但他并不高兴。“我不知道实际的人物会不会羞愧，但我想让我电影中的人物羞愧。”这是金成洙的意图，“感觉胜利了又好像没有真正胜利，有一丝人性的羞愧”。

拍摄全斗光和李泰信最后这场对峙时，金成洙意识到，自己正是为了这几句台词而制作了这部电影。“如果电影能够回到那个瞬间去说这句话，是我创作这部电影的动力。”金成洙说。

然而现实远比电影残酷，历史的走向并不总是如人们所愿。

现实中，张泰玩的父亲为儿子的遭遇愤慨，于政变后第二年去世。两年后，张泰玩的独子考上首尔大学，却失踪后离奇死亡。2010年，张泰玩在医院辞世，享年79岁。又过了两年，他的妻子从高楼一跃而下。

2021年11月，韩国已故前总统全斗焕的出殡仪式在首尔举行，全斗焕的夫人李顺子在仪式上，替亡夫就过去的罪行道歉。（视觉中国图）

至于全斗焕，1996年，他因光州事件涉嫌军事叛乱罪等遭到起诉，一审时被判处死刑。1997年12月获得特别赦免。2021年，全斗焕去世，享年90岁。他死后，尚欠922亿韩元罚金与不法所得未缴纳。生前，他未对犯行道歉；去世后，韩国政府不举行国葬，也不给予其他援助，全斗焕的葬礼最后以家祭形式举行。

葬礼结束后，他的妻子李顺子表示替丈夫向在他任期内遭遇痛苦并身心受创的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表示丈夫下台以后，一家人经历了很多事情，丈夫常说全是自己的过错，是自己无德。韩联社认为，全斗焕本人生前并没有就自己的罪过真诚道歉，而其妻在丈夫离世后似乎迫于无奈地道歉，为时过晚。

全斗焕生前曾在其回忆录中表示，愿死后将其骨灰葬于南北军事分界线坡县附近，可以眺望北方领土的前线高地迎接统一的到来。但由于当地民间团体的抗议等问题，他的骨灰至今仍在家中。

金成洙认为，除了张泰玩这样的指挥官，真实的历史中还有一些优秀的普通军人在坚守。正因为有他们，最终使得发动军事政变的人被判为军事内乱罪和军事叛乱罪。但他们因此经历了严重的不幸，有人甚至遭受家人的不解和责备。

于是，金成洙创作了以丁海寅饰演的吴振浩少校为代表的几个角色，“即使只是很少的戏份，也希望那些人物能够通过这部电影复活，作为导演我就别无所求了。”

“只是说了我们想说的话而已”

《首尔之春》不是轻松的题材，而是关于沉重的历史，起初制作团队有各种各样的担忧，最担心的部分在于，年轻人会去看这部电影吗？

“但其实向年轻群体传达这个故事，是制作这部电影最大的目标，所以为了让他们看得有趣，电影里从12月12日那天的开始到结束，都有意制作成了让人心跳加速的剧情结构，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思考。”金成洙说。

2023年底，《首尔之春》累计突破千万观影人次，成为韩国当年度票房冠军，也是韩国自2020年新冠疫情后除《犯罪都市》系列外第一部千万观影人次电影。前总统文在寅看过该片后，在社交网络发文称，“我祈愿对不义的叛乱势力和不公的历史的愤怒，能够成为我们改变不公正现实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该片在20-30岁年龄段的观众中得到口耳相传，年轻世代中出现了“心率 challenge”运动，指通过智能手表测量观看《首尔之春》期间的心率和压力指数，分享至社交平台，俗称“气到要测心跳”。有韩国影评人认为，双十二政变的历史在教科书中没有详细说明，因此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而言，这部电影是了解韩国近代史的优秀素材。

为了向双十二政变中坚守抵抗的普通军人致敬，金成洙创作了丁海寅饰演的吴振浩等角色。（资料图）

对于更年长的观众而言，片中李泰信的失败，代表着真实黑暗的开始。《首尔之春》在光州路演时，饰演全斗光的著名演员黄政民现场哽咽落泪，因为他看到有观众举的应援牌上写道：“等待《首尔之春》来光州，等了43年”。这段视频在韩国社交媒体引发传播，“短短几个字包含了太多内容”。

在金成洙看来，《首尔之春》指向的悲剧具有普适性，在任何社会、时代都可能重演，因此向年轻群体传递这个故事是他的心愿。

全斗光用“失败才是叛国，成功就是革命”说服同伙，而《首尔之春》则打破了成王败寇的叙事，让电影重新给予历史评判的空间。近年来，关于韩国现代史的政治商业片在中国互联网也受到欢迎，许多人通过《南山的部长们》《辩护人》《狩猎》等电影完成对韩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的了解，B站上甚至出现研究电视剧《第五共和国》的“五学”亚文化。

但在现实中，韩国电影人拍摄这类题材时，仍面临着来自当局的重重压力。

2015年5月，朴槿惠担任总统期间，提供给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异议艺人”黑名单共涉及9473名艺人，要求不得向相关艺人提供资金支持，并限制其拍摄申请。受牵连的艺人主要参与了“世越号”沉没事故签名或在总统和市长选举中支持在野党候选人。2016年10月，韩国媒体曝光了该黑名单的存在。

当时，导演金成洙和郑雨盛正在出席伦敦韩国电影节，被问及对此事的看法。金成洙说，“现在韩国的情况真的丢死人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消除这些问题，再冷静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认为韩国社会也好，韩国艺术和电影界也好，都会以更优秀的方式向前迈进。”

郑雨盛则表示无所谓自己是否在黑名单上，“我们只是说了我们想说的话而已，我认为就应该那样”。

在《首尔之春》中，电影的结尾落在反叛军成功后，庆祝胜利时所拍摄的照片——那是一张真实的历史照片，作为最后的镜头。金成洙在此刻减少了虚构，“观众们也能够到达我希望的出发点，通过那张照片回到现实的历史中，这张照片是一扇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