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东江纵队为何被誉为“华南抗战的一面旗帜”？其间蕴含着什么样的精神内核？近日，深圳博物馆研究馆员李飞做客“党史精读”，对这支鏖战华南的抗日劲旅的历史贡献进行解读。

南方+：东江纵队被誉为“华南抗战的一面旗帜”。请谈谈东江纵队特殊的历史贡献。

李飞：东江纵队是华南抗战爆发后，广东党组织遵照党中央指示创建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支队伍以曾生、王作尧部队为基础，发轫于1938年10月，历经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发展阶段，1943年12月2日正式宣告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党中央和广东党组织坚强领导下，在广大群众、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大力支持下，东江纵队从无到有，由小变大，最终成长为一支拥有11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力量，以铮铮铁骨战强敌、血肉之躯筑长城、前仆后继赴国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1945年，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以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为主力的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东江纵队及其前身在华南坚持了七年武装抗日，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和韩江平原，建立了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除此之外，东江纵队还立下了两个特殊功绩为人称颂，即秘密大营救和与盟军的情报合作。

首先是秘密大营救，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紧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要求营救被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经过半年多艰苦的秘密工作，从香港营救出300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连同其他方面人士共800多名，并接应了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华侨和港澳青年，得到了中共中央表扬，赢得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扬。除此之外，东江纵队还从香港营救出不少盟军人士，包括英、美军官士兵和各国侨民等。据黄作梅在《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统计》中的数字，港九大队从香港战俘集中营中就先后营救出英国人42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2名、俄罗斯人1名、菲律宾人1名。这当中比较出名的，如1944年2月，港九大队就营救了在香港执行任务后被迫跳伞的美军第14航空队飞行员克尔中尉，并将其安全护送回后方，由此成就了中美两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下密切合作的佳话。

其次是与盟军的情报合作。1944年10月，美国第14航空队派欧戴义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要求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10月9日，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周恩来请示跟盟军合作问题。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曾生会见了欧戴义，答应其合作要求。10月17日，尹林平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周恩来汇报了情况，当月，东江纵队对外联络处处长袁庚负责建立情报联络处，收集广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情报，报请中央同意后提供给盟军。东江纵队提供的情报，得到了盟军方面的赞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同时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

南方+：为什么说东江纵队革命斗争中蕴含的精神内核，与改革开放精神有相通之处？

李飞：深圳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深圳地区同时也是东江纵队发展壮大之地。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东纵战士们活跃在阳台山、梧桐山、马峦山及大鹏半岛的巍巍山岭，穿山过涧，风餐露宿，只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无论是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还是秘密大营救、与盟军的情报合作，从深圳西部的深圳湾，到东部的大鹏湾、大亚湾，都留下大量东纵将士们的奋斗足迹，如赤尾村是营救首批文化名人的中转站，白石龙村是文化名人接待站，阳台山中深坑、蕉窝，及坂田杨美村一带，都曾做过文化名人的“招待所”。此外还有碧岭村、田心村等这些将文化名人送至大后方的交通联络站，几乎串联起大营救路线的最核心部分。

东江纵队虽已成为历史，但东江纵队革命斗争中蕴含的精神内核星火绵延，代代传承。曾生和袁庚都是深圳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本土环境的熏陶和他们特殊的抗战经历，为践行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怀抱救国救民的“初心”，为经济特区事业的发展倾注大量心血。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袁庚，创办培育了我国第一个外向型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他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标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袁庚曾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他已与盟军开展合作，在东江纵队革命斗争中孕育的大局观念、爱国情怀、责任担当以及开放包容等精神内核，与后来的改革开放精神中蕴含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精神品格一脉相承。

【采写】南方+记者 尚黎阳

【通联】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 深圳博物馆

【联合出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