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人在王府井附近工作  图/人民视觉

“'走向共同富裕'背后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只有让整个居民收入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才能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洋

编辑 / 黄剑 hj2000@163.com

过去一年，为应对疫情影响，全球货币超发，货币宽松叠加资产收缩，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快速增值，让区域间和区域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

据瑞士信贷发布的《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2020年全球贫富差距大幅上升，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球82%的财富，其中，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占比达到45%；而处于全球财富底层的50%人群拥有的财富占比不足1%。

中国也同样面临贫富差距问题。

近年来，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已经给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威胁。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成了众多政府不得不谨慎应对的政治议题。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其中“三次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成为会议的一大亮点。

这并非“三次分配”一词的首次亮相。早在1992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曾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

“三次分配”是相对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提出的。“初次分配”是指市场主导的分配；“再分配”是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比如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对贫困户给予津贴、补助等；“三次分配”则指基于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比如一些高收入群体通过捐赠、慈善实现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等。

2020年10月，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来。而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就是要做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继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国家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方向。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结束次日，就有互联网企业宣布将投入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而据《公益时报》统计，截至7月29日，针对河南特大水灾的捐赠中，捐赠金额在1亿元及以上的企业超过10家。接连的政策及市场反馈引发了诸多讨论。

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如何？为什么从效率优先转向重视公平？过往的收入分配改革曾面临哪些难题？新的战略方向会如何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为什么在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为解答上述问题，《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三位经济学专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或许是我们再次探讨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两大经济学命题的契机。

“走向共同富裕”背后是经济结构的调整

人物周刊：10年前，学术界曾有过一次关于“分蛋糕更重要，还是做大蛋糕更重要”的争论。10年后，争论还存在么？

李迅雷：毫无疑问，现在肯定是“分蛋糕”更重要。能“做大蛋糕”当然最好了，但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已由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存量特征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经济要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道路，这就必须扩大内需。如果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不增加，扩大内需就无从实现。所以，“走向共同富裕”背后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只有让整个居民收入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注：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对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才能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赵晓：两种观点的较量本质是经济学里公平与效率的争论。这个讨论一直存在且永远不会结束。在中国经济学界也是这样。

当然，争论的语境也就是形势是变化的：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人着急，希望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有人则视为新常态，提出中国经济不应再追求速度，而是要追求高质量增长以及更加公平的分配。因此，一种理解就是，做蛋糕已经碰到天花板了，所以只能转向分蛋糕。因此，如果说以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今后应该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初次分配解决效率，再分配解决公平”？

人物周刊：应当如何看待“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在分配机制中的角色，以保证收入分配改革不会跑偏？

李迅雷：在分配机制中，对于缩小贫富差距作用最大的是“初次分配”，无论是“再分配”还是“三次分配”，都属于“修修补补”。

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认为“初次分配解决效率，再分配解决公平”。初次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实比计划经济条件下更能体现效率。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比如中国金融行业比重过大，收入占比过高，并没有带来效率的同步提升，需要通过一定的管控来限制。

和美国相比，中国过去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再分配”这块，2020年我国税收收入为136780亿元（已扣除出口退税），其中个人所得税（11568亿元）占比约为8.5%。而这一比例在美国常年保持在50%上下。“三次分配”这块，美国也是社会捐款最多的国家之一。“再分配”和“三次分配”都做得很好，为什么美国的收入差距还是那么大？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初次分配”上。

人物周刊：我国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可以做哪些改进，以更好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赵晓：“初次分配”的市场分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成熟、公正的市场体系；“再分配”的政府税收调节，我们的问题是税收已经比较高。

李迅雷：比如现在提倡的“房住不炒”就有利于完善“初次分配”。如果大家都去炒房子，炒完房赚了差价还不用缴税，贫富差距肯定会进一步扩大。另一项政策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2020年，38家上市银行赚走A股42%的净利润（据Wind数据），银行并不直接创造价值，却比制造部门要拿到更多的利润，这反映了产业部门间的收入分配不均。如果真能做到金融为实体服务，“初次分配”的效果就会有改善。

“再分配”方面，我们也还大有可为。西方以直接税为主，我国以间接税为主。我国税收增长快，但基数低，尤其是直接税的纳税人数量少。比如2015年，时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曾表示：中国缴纳个税人数为28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这几年会有增加，但总体来看，缴纳个税的人群仍然只是少部分。不管是公司还是富人，逃税的特别多。一些应该纳税的大户有各种方式来避税，比如一些富人阶层会选择走企业账而不是个人账。个税最高的边际税率是45%，企业所得税是20%，目前互联网企业还享受税率优惠政策。当然，还有大量无法厘清的灰色收入，如果能把这些灰色收入变为白色收入，纳入计税，也会带来很大的改善。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导，原国资委宏观战略部部长

今年下半年是多重政策出台的时间窗口

人物周刊：“三次分配”的说法很早就曾出现在政策文件中，为什么这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李迅雷：2021年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去年的经济增长基数较低，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的经济目标是比较容易达成的。这也使得政府在出台政策时无需背负太多稳增长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下半年是多重政策出台的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这样一来，市场能有足够的时间充分消化，也不至于影响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这段时间政策频出。比如教育改革，一来是为了减少课外补习，给学生减负，二来也是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些政策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产业和金融资本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所以带来了一些社会讨论。但无论是反垄断还是相关行业的管控，都是必要的，现在不做将来也会做。不过，就“三次分配”来说，应该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这个分寸要把握好。

部分人担心“共同富裕”会走回过去的老路，我认为是过虑了。民营企业解决了中国80%以上人口的就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说了，“希望民营企业放心大胆发展。”今年的政策有两个基调，一个是“稳中求进”，一个是“底线思维”。不可能为了解决“共同富裕”，就去砸锅卖铁，扰乱市场。政策制定和执行还是遵循“安全第一”，保证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整个经济社会是一个大的系统，系统里大家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缺一不可的。一些个案也不应该被扩大化解读。

▲北京，人们在商场逛街  图/人民视觉

收入分配改革应设置几条红线

人物周刊：如何保证“三次分配”发挥最大效益？

李长安：跟国际社会相比，我国过去在社会捐赠和慈善事业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仅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0.15%。而据北京市民政局的数据，“十三五”结束时，北京市的慈善捐赠占GDP比重为0.96%（注：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约占GDP总值的2.1%，人均捐赠金额为1370.85美元）。

为什么社会捐赠规模有限？原因之一是存在很多制度性障碍，激励措施不足。比如税收的优惠，包括对捐赠方个税、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力度还不够。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慈善组织也不够发达，部分慈善组织内部存在的管理不善、财务混乱甚至贪污腐败现象，也打击了广大民众对慈善事业的积极性。这些都亟待改善。

李迅雷：我国有慈善法，在法律之外，也需要加强行政部门的监管力度，强化民间监管（媒体监督、社会舆论监督）。让慈善机构的运转更为透明，让大家的捐款能实实在在地流向需要帮助的群体，为低收入群体服务，而不是捐到少数人的腰包。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

赵晓：没有道德力量，就没有人类的市场经济。有信用的现代市场体系需要以产权保护为基础、以法治国家为保障，同时以商业道德为支撑。

人物周刊：有观点指出，收入差距仅仅是决定社会公平与否的诸多维度之一，“社会公平”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分配结果是否符合“应得（Desert）”原则，即付出与所得相匹配；二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在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要如何稳定和激发先富人群继续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赵晓：在中国，就是要保护民营企业家，以及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人物周刊：许多国家都曾经历漫长的收入分配改革，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哪些经验教训？

李迅雷：我们可以借鉴日韩的经验。

日本在1960年推出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实质内容有二：一是通过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来保证稳定的消费需求；二是通过引导企业结构、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完善和升级，使得国内生产能力发生蜕变，不但可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变化，而且保持了出口的长期竞争力，解决了长期相对稳定的外需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实现了投资率由升转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变化。

而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了“新农村运动”，80年代末期又出台了《最低工资法》，通过大力促进普通居民收入增长，并以现金或实物补贴等方式，为低收入者提供居住、 医疗等救助，同时采取一系列减税、降低公共事业收费等措施，使得消费率持续上升。

赵晓：首先，市场不能独自扮演“再分配仲裁者”的角色。经济增长从来不是，也不能成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万能灵药。

其次，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并非改善收入平等问题的唯一途径。政府一直被视作确保市场竞争、进行收入再分配，以限制市场经济社会负面效应的关键机构。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收入再分配降低不平等水平，成果最多只是好坏参半。以日本和台湾地区为例，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项目能够帮助改善不平等现象，却未能阻止其加剧。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国家再分配确实有利于“增长兼顾公平”，但最近几十年，在对抗不平等加剧方面则乏善可陈。

人物周刊：著名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曾在《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一书中为福利社会的拥趸敲响了警钟，提出了“收入再分配可能过度”的担忧。怎么看待实行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的边界？

赵晓：很棒的警告和提醒。收入分配改革应设置几条红线：一、不损害私人产权保护；二、不损害企业家创新精神；三、不使用违法的行政手段；四、不进行道德以及舆论绑架。

▲李长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

收入分配是全球普遍难题，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大

人物周刊：2004年起，政府工作报告就开始提“共同富裕”。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效率优先”的说法被“兼顾效率与公平”替代。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在……收入分配等方面，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收入分配改革推行多年，它难在哪？

赵晓：要在中国实现收入公平，就要求建立成熟、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机会不均等的后果就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但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

李迅雷：收入分配是目前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而中国遇到的挑战会更大。主要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我曾做过一项统计，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普遍面临比较严重的收入分化现象。

其次，我国制造业整体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要大幅提高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很困难。从历史上看，我国之所以能成为出口大国，拥有出口竞争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廉价劳动力，资本的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

当然，也有自上而下政策的执行动力不足的问题。

另外，从过去的政策经验来看，一般政府花钱的政策是很容易出效果的，比如办奥运会、世博会、全民疫苗接种；相反，如果是政府来收钱，比如说税制改革，属于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收钱的“再分配”，难度就会比较大。再比如房产税一直是试点，无法全面铺开，最大的阻力其实不是富人，而是中产阶层，为了买房，“六个钱包”都掏空了，背着贷款，还要征房产税，反对意见就会比较大。比如“三次分配”，其实上层很早就在思考，但是真正要出台政策，会非常慎重。

人物周刊：怎么看待“三次分配”推出后的政策效果？

李迅雷：肯定会有效果，进一步增强富人群体的社会责任意识，但也不要寄望能立竿见影，当前能在慈善捐赠这块追赶上全球平均水平就是不错的成绩了。

人物周刊：对大多数人来说，会更关注分配制度变化是否会对税收产生影响，比如是否会增加针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是否会调整税收起征点等等。你怎么看？

赵晓：税收起征点不一定会动，但针对高收入人群的累进税收很可能会提高，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税种。

（感谢谭翊飞、单秀巧对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