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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慧敏：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影光学录音机

一、初涉革命，逐渐成长

司徒慧敏，原名司徒柱，开平县赤坎镇永坚乡新楼村人。1910年2月16日生于一个爱国华侨家庭。父亲司徒盛赞是司徒家第一代知识分子，早年在美国参加了兴中会、中华革命党，以后又转为国民党，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司徒慧敏自小从父亲那里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又耳闻目睹时代风云激荡，加之革命先辈的感召引领，中学时代便立志参加中国革命。

1923年，怀着救国救民理想的司徒慧敏离开家乡到广州求学。在广州第一中学、他接触了左翼思想，并参加了新学生社和反基督教大同盟等左翼组织。随后，他又转入中山大学工学院附属中学化学专业就读。其间，他和一些进步学生经常开展救国救民的宣传活动。1925年夏，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对共产党人大逮捕、大屠杀。司徒慧敏接受组织的安排，离开学校，开了一家专卖新文艺书刊的书店。自此，他由一名学生开始担负起党的工作。不久，经周文雍介绍，司徒慧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参加了当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从事交通联络工作。

广州起义的失败对司徒慧敏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恰在这时，司徒慧敏经同学邓湖秋(中共党员)的介绍认识了他的堂妹，同样自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邓雪琼，两人还是很快由相识而相知，两人的关系不仅得到了同学、朋友的支持，也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

司徒慧敏几经辗转，于1928年春到达日本。喜爱文艺的他受鲁迅、夏衍等进步文艺先锋的影响，考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图案科学习，并频繁地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与夏衍、沈西苓、许幸之等进步文化人士结识，参加了左翼艺术家联盟，常到“筑地小剧场”去学习。此外，兴趣广泛的他还参加了日本大学电影研究班，进早稻田大学电子系旁听，学习无线电等，这为他后来从事进步电影工作打下了基础。

1929年秋，司徒慧敏因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盟的活动，被逮捕关押六个多星期，后被释放。

1930年，司徒慧敏在日本东京与前来探望他的邓雪琼结婚，从此他拥有了一个在生活学习工作上默默奉献，与自己分享快乐和忧愁，共同担当斗争风险的好帮手和好战友。

1930年春末，司徒慧敏结束了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

二、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影光学录音机

1932年、经沈西苓介绍、司徒慧敏进入天一影片公司做置景，从此跨进了电影界。

初入影界，司徒慧敏以顽强的斗志，刻苦的学习迈开了第一步。1933年初，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的他成为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以夏衍为首的电影小组的成员之一，参与推动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

就在这时候，中国开始有声电影的试制，天一影片公司老板邵醉翁从美国聘请了摄影师凯恩和录音师轧林，并租借了他们拍摄有声电影的器材和录音设备拍摄由李萍倩导演的有声影片《歌场春色》。有声影片自然动人，赢得观众的兴趣，收人甚丰。但公司在外国人身上花了一大笔钱，负担很重，影响收人。因此，他就动脑筋，想到要请中国技术人员来掌握有声影片的摄制。拍有声影片，当然必须要有声电影的器材和录音设备等等，于是他就把吴蔚平调回天一公司，还聘请曾经在早稻田大学电子系学习过无线电的司徒慧敏，让他们一起动手来摸索有声电影器材和录音设备的试制。当然这只能悄悄进行，既不能让外人知道，更不能让美国摄影师和录音师知道，十分保密。

一天晚上，趁夜里无人，邵醉翁、吴蔚平和司徒慧敏去美国录音师轧林放录音设备的房间，吴蔚平负责观察和草绘录音设备的图形，司徒慧敏负责观察录音设备的线路装置。可美国人的防守也是十分严密的，因为害怕生财有道的录音设备被盗，因此他们花钱雇人帮他们的暗中监视，所以三人进到房间不久，就有人向他们通风报信了。

轧林很快跑来，用手枪对着他们三人，叫他们赶快离开。这时邵醉翁也气得不行说：“我是租用这些器材和设备的公司老板，看看这些器材和设备的权利都没有么?”虽然轧林无话可说，但就是不许中国人接触这些器材和设备，三人也只能含着怒气退了出来。

说来也巧，司徒慧敏的堂兄司徒逸民是留学美国研究电器设备的工程技术人员，他的友人马德建（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过机械工程）也是研究这一行的，也都鼓励和帮助司徒慧敏和吴蔚平大胆摸索，大胆进行设计。邵醉翁的二弟邵邮人也根据吴蔚平和司徒慧敏设想和建议，请中华无线电研究社制造了一台录音机的外壳，并请亚洲电器公司的经理李耀邦研制了录音机芯的全部线路。经过司徒慧敏和吴蔚平的反复调试，终于将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第一台电影光学录音机试制出来了。

紧接着，邵氏兄弟就聘请司徒慧敏和吴蔚平为天一公司拍摄了好几部有产影片，其中吴蔚平负责摄影，司徒慧敏负责录音。

接着，司徒慧敏和司徒逸民、马德建集资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并将录音机命名为“三友式”录音机，由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经营“三友式”等有声电影录音设备。

1933年底，国民党捣毁了田汉、阳翰笙等人支持的艺华影业有限公司后，加紧对左翼电影运动的弹压。中共电影小组为了继续对抗国民党，需要开设新的公司，他们认为当时以经营器材为主的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进行制片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并委托作为中共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去争取司徒逸民、马建德等的合作，将电通由器材公司改为制片公司，由夏衍、田汉等领导电影创作，并联合集中了一批左翼艺术工作者进入电通，形成一支人数不多，但颇有影响的创作队伍。司徒慧敏担任了摄影场主任，兼任制片人、导演。

电通公司成为30年代最年轻的电影公司，并很快就拍摄了《桃李劫》和《风云儿女》两部有声电影，两部电影的主题曲《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也因为电影很快流行起来，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外辱的决心。

三、“重庆谈判”为毛泽东等人做衣服

1943年，司徒慧敏前往重庆，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纪录片部主任、组织拍摄新闻纪录片；另一方面从事党领导的革命戏剧活动、任中国艺术剧社附属剧团团长(中国艺术剧社是由党领导的民间组织、总干事是金山。这个社的附属剧团、由司徒慧敏、于伶任正、副团长)、组织演出了《雾重庆》、《家》、《戏剧春秋》、《北京人》等进步戏剧节目、同时在重庆这个国民党政治军事中心、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接受和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一些收集传递重要情报等特殊工作、为党的隐蔽战线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1945年重庆谈判前夕，司徒慧敏对妻子邓雪琼说：“毛主席他们要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身上穿的服装太简陋了，想到外面去做又不安全，你敢不敢亲自为他们去做服装呢?” 邓雪琼说：“为什么不敢?”于是当即带上皮尺、铅笔和纸，晚上九点多钟去到曾家岩50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毛泽东、周恩来量尺寸。毛泽东说：“我喜欢穿宽大一点的，领子不要太高，我穿着要舒服”，周恩来没有什么要求，只表示“合适就行”。最后给邓颖超量身，她做一件上衣外套。

次日，邓雪琼到厂上班时，将量好的尺寸纸条交给负责裁成人服装的老师傅司徒燊，司徒燊看后，怀疑邓雪琼量的不准确。他说：“嫂子，你是不是量错了?哪有这么高大的人啊?腹部腰围大了些，不成比例，你还不如叫他到这里来，我给他量一量。” 邓雪琼推辞说：“这朋友年纪大了，不能来了。你就按我量的尺寸裁，没有错。要快，人家等着穿的。”于是老师傅马上动手裁剪好，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各两套中山装，一套是国产的西北呢料，另一套是进口的毛料派力斯。裁完之后马上试缝。第二天天黑后又去曾家岩50号，请毛泽东和周恩来试穿，他们穿上后，还挺合身。当时毛主席说：“你就按这个做，很舒服。”周恩来试穿后说：“你真行，我穿着也合适。”邓颖超的衣服也合适。试完后，邓雪琼又带回新兴服装厂请师傅加工赶制。

三天之后，新服装全部加工缝制好了，司徒慧敏和邓雪琼一同在天黑时，将加工赶制好的新服装送到了曾家岩50号。毛泽东穿上了新装，感觉很合身，领子也合适。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穿上新装也都满意。当时毛泽东还竖起大拇指对邓雪琼说；“你真是个女英雄、能为大家做得这么合适。”实际上，司徒慧敏带着邓雪琼去做服装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为防止特务发现，每次去都是让邓雪琼在前面走，两人保持着一定距离，好像是并不相识的路人，司徒慧敏在后面观看周围的动静，出来回家时也如是。

这次给毛泽东等人制作的衣服，全部经费(料子和加工费)都是由邓雪琼个人支付的。夫妻合作共同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司徒慧敏和邓雪琼都觉得非常欣慰。

参考文献：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家协会主编，《百年司徒慧敏》，中国电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