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

车浩教授荣获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

作为一位法学学者

他耕耘在教学科研一线

致力于法学教学的

创新实践

精彩程度堪比小说的

期末考题

正是他教学改革创新的

一个缩影

它们既是对学生

掌握专业知识的追问

也是车浩对大学考试

真意的解答

在那生动的形式背后

暗含着对人性与情怀的关照

彰显着法律人的

责任和担当

屡出网红“神考题”

解答大学考试的真意

有人说，车浩是“法律界里最会编剧的，编剧界里最懂法律的”，他的考题比小说还精彩，曾多次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神考题”也成了车浩的独特标签。

这些“神考题”既是手段，也是缩影。在这些跌宕起伏的剧本中。法与道德、法与人性交融碰撞，仿佛窥见现实社会的百态千姿。

车浩编写的考试题已结集出版

在车浩看来，考试的理念取决于教学的理念。“刑法分论”课程期末考试有两个特点，一是开卷，二是出一道100分的大型案例题。

“为什么出大型案例题？因为在我看来，面对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缺乏生活阅历的本科生，刑法总论的教学，重在体系和逻辑，教会学生掌握犯罪论体系的思考框架，了解本学科基本概念的内在关系，而刑法分论的授课，就重在引领学生体会经验和人性。”

本科生学习完刑法分论，也就应当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罪行以及刑法的规制手段，有一个全貌性、整体性的把握。

“这就好比是心中有一幅地图，提到国家、城市、名山大川的名字，目光就自然地投向地图上某处；旅途中看到一处地貌，脑海中就浮现出地图上的区域以及对应的地名。这当然是地理学得很好的水平了。

对应到法律的学习上，就是在现实生活或文字材料中看到某个事件或场景，就能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刑法罪名；反之亦然，碰到一个罪名，脑海中就能浮现出构成要件事实轮廓，以及各种案例的变式。”

正是这种“找法”，能够帮助同学们从纷繁复杂的生活素材或案件材料中，识别出重要的事实，并找到相关的法律规范。

车浩认为，本科生“刑法分论”的教学应当强调体系和广度，以几百个罪名的全貌性认知为基础，侧重培养这种“找法”的能力。

考试作为手段，服务于教学目标。考试题的设计就必然要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通过大型案例题的考查形式，将大量知识点埋伏在复杂的案情中，甚至设置一些迷惑性的情节，考查学生能否辨别和挑选出有意义的事实，寻找到对应的刑法罪名，无疑就是有效实现这一考查目标的考查手段。

“有的老师抱怨现在的学生太重视考试分数，但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因为重视分数，考试就会被赋予引导和激励功能：考什么以及怎么考，决定了学生会重视去学什么以及怎么学。”

当考试以闭卷形式要求学生默写概念、特征、法条、理论的内容时，这种主要依赖记忆力的知识考查，就必然会倒逼学生以考前刷夜的方式应对，也很快就忘记。

相反，如果以开卷方式考查学生的能力，任凭记忆力再好，也不是在临近期末考试前通过短期快速记忆就能够应对的——它需要学生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包括课堂听讲和课下自学，都要长期投入大量精力，牢记和体会理论知识，关注和理解社会生活，反复揣摩法条于事实的适用，日积月累方见成效。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平时的记忆就不重要了，如果没有扎实的记忆基础，虽然是开卷考试可以携带任何材料入场，但在有限的考试时间内，也难以快速地根据案情事实准确地找到法律。”

而在这一层意义上，车浩编写的“神考题”表面上是在追问同学们对刑法的掌握与体悟，其实同时也是他对大学考试真正意义作出的诚恳解答。

每周布置万字作业

这样的课却得靠抢

传闻，北大法学院有这样一门课，每周都需要同学们写案例分析，字数少则上万，多者更是两万有余。如此“硬核”的神课，每逢选课之际却仍旧座无虚席。

这门课便是车浩的“刑法案例研习”。自2012年至今，已开设8年。

由于选课人数过多，只好鼓励大家“踊跃退选”

八年前，国内法学院还没有专门训练刑法案例解题思维的课程，车浩借鉴德国法学院案例研习课，在国内刑法学界首次采取大陆法系鉴定式案例教学方法，结合论辩式案例教学与实务性案例教学，开创三阶段“刑法案例研习”课程，并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车浩和选课学生们在一起

在车浩看来，“案例是法治的细胞，根据规则解决案例，是法律人的基本工作”，因为“法律是对日常生活的具体治理，需要专门的技艺，仅仅有宏大的视野、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想，不能保证胜任法律职业的工作”。

网络上关于车浩老师出的刑法题的讨论

就如同一个人读了上百本关于游泳的书，听了无数开车的课，说起来头头是道，不代表他就是一个游泳健将或驾驶高手；一个人看了上千部电影，写起影评来酣畅淋漓，但是未必能拍出一部电影。能力需要知识，但不等于是知识，而是对知识有技巧、有体系、有方法地运用。在车浩看来，这种“运用”是否达到了娴熟和高明的程度，终究要依赖于学习者反复的练习。而案例教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凸显出它的价值。

对于案例教学，车浩的解读是：“案例教学就是以案例作为训练素材，以案例分析作为训练方法，以学生自我训练为中心，老师扮演的则是教官的角色。”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车浩的刑案课除了引入鉴定式案例教学方法，还加入了围绕争点展开的论辩式的案例教学内容，以及围绕真实案件展开的、以发现和塑造争点为训练目标的案例教学内容。

在车浩眼中，后两种案例教学所训练的，同样是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而这并不是单纯的鉴定式案例教学能够完整提供的。根据这三方面的能力训练目标，由不同的案例教学内容组成的《刑法案例研习》，打上了车浩个人的教学理念的烙印，与国内外同类案例研习课程相比，带有比较强的个人探索和改革的色彩。

车浩教授与同学们的合影

车浩将“刑法案例研习”课程分为三阶段展开：

在第一阶段（鉴定式案例教学），教学使用车浩自己设计剪裁的教学案例，学生撰写案例分析，并在助教的带领下分组进行讨论。“就好像练武的人，反复练习蹲马步、站桩，练习基本的出拳动作，像军人练习军姿、格斗、刺杀，像拳击手每天练习打沙袋一样。”

到第二阶段（论辩式案例教学），同学们就要进入辩论环节，各小组随机抽取控辩立场，模拟法庭，两两对抗，这实际上培养的是作为法律人的基本功——说理能力，要求学生掌握大量理论文献，了解各种观点的理由，然后进行归纳和总结。

而在最后阶段（实务性案例教学），车浩将邀请真正的律师带着真实的疑难卷宗走入课堂，由学生代表上台以公诉人或辩护人的身份做报告，授课律师对各组的报告进行点评，并结合亲身办理该案件的辩护经验进行讲解。在车浩看来，发现问题也是一种需要训练的重要能力，“前两个阶段，教学案例中，其实争点已经由教师拿出来了，在这个阶段，法律争点是什么，重要的事实争点是什么，都隐藏在案件材料中，需要学生自己去发现。”

选课学生的朋友圈

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选课的同学从刚开始上课时只能分析几千字，到课程中后段几乎每周都可以完成2万甚至3万字的案例分析报告，一学期十余个案例，累计陈述近20~30万字，“正是经由大量的训练，使得有技巧、有体系地运用专业知识的思维习惯，进入到一个人的大脑中，使他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人——简言之，构成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之为法律人的思维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案例研习课是基础课，但也是最重要的高阶课。”车浩总结道。

2020年春季学期的刑案课线上合影

力促供给侧改革

营造教学共同体

在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期间，车浩深入接力法学院的教改传统，推进教学供给侧改革，不断增加和更新教学产品。

为了打造真正的教学共同体，车浩带领团队组织开展了“法学阶梯系列讲座、教学沙龙、第二课堂”等一系列教学活动，鼓励教师更多地投入到教书育人上。在力求提升教育者尊荣感的同时，提升课堂质量，最终让学生受益。

为了促进北大法学海外合作，车浩和同事一起努力，让北大法学院引领全国法学教育改革风潮。

面对“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的荣誉，车浩既受鼓舞也备受鞭策。车前甘为凭眺轼，浩然于胸引路行。他将不忘初心，加倍努力，以更多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应用对策成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研究的创新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个人简介

车浩，2000年-2003年攻读北京大学刑法学硕士，2003年-2007年攻读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2005年-2006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与马普研究所研修。

2007年-2008年在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任教，2008年-2010年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年9月至今在北大法学院任教。

兼任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刑事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安部法制局特邀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挂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挂职）等社会职务。

来源：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