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已经很难有你为之献身的时刻，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强壮体魄，然后一直在场，一直记录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图 | 本刊记者 杨楠

编辑 | 杨静茹

全文约7011字，细读大约需要16分钟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知道母校历史系的一位教授退休了。也就是说，我去年下半年旁听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这位教授最后一次授课。这课我七年前旁听过，六年前选过又退了。原因是教授要求必须通过一个考试才能写期末论文，如果考试不合格，直接挂科。考什么呢？就考他每堂课时不时说的“这是一个简单明确的史实”，全是容不得弄虚作假的知识点。若是你笔记没记全，或是没背牢，必然挂科。而我生性懒散，不敢面对考试。

十二月的几堂课，我没去听，大多是年末忙工作。现在想起来真是懊悔万分，不知道教授有没有在最后几堂课说些特别的。课程内容我能记七年，稿子我可能只能记七个月。

我问同事琳玲姐，你最近几个月都没写稿子，你在干啥。她说看书，写点历史摘记。这两年我最喜欢的稿子之一就是琳玲姐的《光绪之死》（点击阅读），举重若轻，丝丝入扣。我的同学们大多读过此文，当我说我去《南方人物周刊》工作的时候，好几个立刻问：是写《光绪之死》的杂志吗？

想起来去年七月，和学姐在上海淮海路上散步，坐在一块亮眼的落地玻璃前聊天、喝汽水。她是个青年作家，她说有人和她说，喜欢她是因为她这个人，而非真的读过她的作品。她愈发明确，要保护个体的独立性，比如尽量不出席公开活动。她一直以来都觉得，她这个人，要比她的作品更重要。

在芒市

2019年

一月

我和柴老师吃了个饭，算是认识了。他44岁，在同报系的《南方周末》写了十六年社会报道。他是山东人，身形高大敦实，不笑的时候有些苦相，笑起来又有些腼腆。

柴老师身上有种不合时宜的质朴，丝毫没有中年男性那种喜欢指点江山的油腻。他在饭局里看起来格格不入，不起哄不喝酒，好像显得过于固执，与他工作时的状态如出一辙。他们的编辑阿朱说，这行太苦了，没点固执撑不下去。

过去一年里，柴老师经常问我，你觉得这个选题怎么样，你觉得稿子这样写行么。我是后辈，并不想班门弄斧显得自己狂妄自大，往往先是一通赞美。但架不住柴老师连续追问，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觉到他钻研业务的诚恳，不由得收敛起自己的场面话，认真讨论，好的坏的都要说。

有段时间我看柴老师的朋友圈，常常发现“社会新闻的‘反转’，会印证他最初的判断。我问柴老师为什么有如是推测，他往往是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你要相信朴素的逻辑推断。去年十月他写了南京一家五人出游一人生还的报道，指出这家人曾经先后加入东方闪电教和新教。就这一点信息增量，他在南京待了二十天，找人找人找人，唠嗑唠嗑唠嗑，然后问到了。

今年年初回报系开会，柴老师领了《南方周末》的年度新闻奖一等奖，因为那篇全网二十亿次传播量的《“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他领奖时简单说了几句感言，说自己第一次拿年度新闻是2006年，第二次是2013年（唐慧案）；他当时说，要用七年再拿一个，领导同他说，我看你用不了七年，柴老师说，领导你不知道，对《南方周末》的记者来说，拿这个奖有多难。没多久，他就因为几篇医疗报道被陷入了纠纷。那是他最低谷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做不了记者了。但好在熬过来了，在七年快到了的时候，又拿到了。

他说得十分平静，没有任何细节描述，而我们在下面听得掉眼泪。可能我还是年轻，所以听到时间给人的灾祸和礼物被这样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心生钦佩。我们都尊重柴老师，但都没有勇气去过柴老师那样的人生，熬过种种。

二月

学校开学了。不出差的时候，我尽量回母校听课。

课总是常听常新。而毕业后听课，常能感觉到，老师们在“卫道”。他们用三节课和学生们说法国大革命中的偶然性，强调胜利者对历史书写的霸权；他们用一学期讲古代中外关系与疆域变迁，提醒学生们如今惯常思维的由来；他们讲宋代朝堂，讲历史上凡是被否定的事往往如此，史料记载了许多人曾为阻止其恶化付出努力，但就是不说“元凶”是谁；还有马哲原著精读，讲到现代社会最极致的，是创造者和被遗弃者的意义不均。一旦被遗弃，生命就已经结束，这比新教徒的焦虑更残酷。

有一回出差回来，听《理想国》精读，看到教授在讲台上潇洒地串联历史上的哲人。突然如释重负，课堂将我从每一个细碎的事实中抽离。吾生须臾，而沧海无穷，有什么可心急如焚的呢？

我讨厌所有大惊小怪的稿子，讨厌告诉年轻人应该怎样生活，讨厌传播焦虑。去年写了一篇裸辞口述，又写了一篇顾湘，今年可能还会写这样的故事。

朋友老康说你这顾湘写得就是个软文，你得写出她为什么要住得很远，她肯定有她的痛苦，选择背后有艰难。我觉得老康说得有理，但我觉得分歧本质还是老康他们这些北漂不相信人真的可以绕道而行，柔性抵抗，去过自己的生活。顾湘真的是因为城里房租高，面积小，所以搬去了乡下，你咋就不信呢？

别人说顾湘像梭罗，顾湘说不，她不想像梭罗那样说人应该如何生活。“别人怎样过都可以，我这样过就行了。”

在重庆，为了多和采访对象聊一会儿，给买菜再做菜

五月

第一次跑突发，和同行小汤遇到。为了躲避不明阻力，小汤抢发了一个快稿。发完他特别难受，觉得哪哪儿都不好（显然不是这样）。而后他就陪着我采访，同他《南方周末》的编辑说，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现在就想帮杨楠写一篇好点的报道。

当然我也没写好。只是我差不多要开始写的时候，他转去了另一个城市，继续突破之前一些守口如瓶的采访对象，想再写一篇。过了两天，他凌晨发微信说，他感觉有点飘，正在村口等车。采访对象拉着他喝酒，他硬着头皮喝，六十多度的自酿海马酒，还抽了一包烟。他奶奶希望他五一回家，他在外面出差。他说如果奶奶和妈妈知道他在外面喝这么多酒，抽这么多烟，一定很难过。

隔天他去另一个采访对象家门口坐着，坐了一个下午。太阳从小窗口照进来，从东到西，楼道里闷热，他迷迷糊糊，好像都睡着了。也不知道采访对象是不是在他睡着时候出了门。他第二天又去，采访对象给他开了门。采访对象说因为小汤和别的记者不一样，敲门声很轻，只敲了几下，她能感受到小汤的谨慎和善意。

年中他家里遇事，急着调回上海站。那段时间他颓丧，话也少。过了一个月，他写利奇马台风，指出临海古城被淹存在预警不及时、撤离也不及时等问题，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就像他写木里火灾，指出“在森林防火上，可能整个管理体系还有比较多问题”。而后他去写一个氢气球坠落的题，在电话里有些激动说，他采到了一些魔鬼细节，嗒嗒嗒嗒，他说了好久。那天我觉得他是真的好起来了。

工作很累，但工作也会给人支撑。年末，小汤的话又少起来。他总是连着几天不说话，跟着就发一篇稿。

在化州乡下蹲采访

六月

和萝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我们在一个突发中认识，如萝所说，在突发中认识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特别。那是一个有些特殊的环境，你要不断做出选择，以何种身份采访，有些消息发不发，怎么发，同行之间要不要共享信息，如何竞争发稿时间。多数记者心里都在挣扎，都在拼命判断，越晚发稿，独家越少，越需要谨慎。

萝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有出色的突破力和写作能力。以至于柴老师都问过我一次，她跑突发是不是有一些独门绝技。

最大的绝技就是敬业。在那次突发中，她没有更多的人脉资源，就是一个个问，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逢人就问。她和我说你别绕圈子，直接问，寒暄半天人家都不知道要你什么。大海捞针，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意味着，问一千个人就能碰到十个。这点我也在新京报朱必胜老师那儿见过，别人在机场都找不到线索，他在机场问了七个小时，逢人就问，给问出来了。

我们去扫楼，找夜场男模的住所。一户户敲过去找不到，就坐在电梯口等着，然后约定凌晨三点夜场下班时候继续在电梯口等着。那几天白天黑夜都在找采访对象，如果有一个同伴从不后退，愿意尝试每一个微弱的可能，对你真是莫大的激励。

她会去查看垃圾桶，随身还有一个能照亮漆黑店铺的强光手电筒。她去公安局采访被拒，就每天给警察叔叔发早上好，问人家今天开新闻发布会么。她每隔半小时刷一遍所有的社交媒体，绝不错过任何一条消息。她给所有难辨真假的爆料都发了私信，陪着聊天，约出来见面。她拿着一张照片坐在可能的小区里，说这个人欠了我两万块，你见过他吗？（这个招数我真的笑场）她路过男士理发店，突然拽住我说，会不会夜场的男模都在这样的地方理发？她进理发店唠嗑，真的被她找到了一个理发师。

以上这些努力，只有理发店奏效了一次。她平日里不是这样烦人，她一个月只发一条朋友圈。

我们今年几次聊到真实的问题。她为自己一篇漂亮却不如愿真实的报道而压抑很久，有些采访在她看来变成了一场与采访对象的合谋：一方需要漂亮的曝光，而她需要一篇稿子。对于真实，她不知道如何表达，也不知是否能承担后果，她知道自己已经回避了当下最应该书写的东西。这不是她的错，却令她痛苦。

年末某天，同行们混乱地讨论柴老师的一篇稿子。萝被那些质疑柴老师的人气得发抖，那些高举所谓新闻理论的人是否知道社会报道困境和价值。我同她说，有人说柴老师不善良。萝秒回：最大的善良就是写出真相。

新年将至，萝有天在电话里说了许多自己想做的选题，正一个一个踏实去写。我想起来有一回我玩笑她健身带来的结实肱二头肌，强壮得能比我多活十年。“那我至少能比你多写一百篇稿子。”她说。

“妈呀，你还比我多受一百次罪。”

“对，写到死。”她说。这大概是玩笑话，但她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很难有你为之献身的时刻，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强壮体魄，然后一直在场，一直记录。

在广州，和蒯老师&我编辑，蒯老师说这张有苦闷的同事还有中国社会现实众生相

九月

匆忙写完了《逃离世外桃源》（点击阅读），这题我喜欢，但写得不满意。

我去找老王吃饭。他是我见过最为勤奋的本土博士之一，在他读博的后三年里，他说每天要写五百字论文，就一定要写五百字，不写到就不和我们玩。在学校的食堂里，老王听我嘚嘚嘚嘚说，说到我喝完了自己的保温杯要去拿他的水杯。我本以为职业生涯是一场马拉松，转头却发现大家都在搞百米冲刺。怎么办，稿子也写不好，钱也赚不到，我是不是掉队了。

下面这些看上去很像是老王语录，但或许就是他的话很有力量。老王说他读古书时常读到这样的故事：有的书生有学问，却不愿考科举，回乡教书。不是因为他不慕名利，也不是真的甘于清贫。而是知道如果入仕，就要做一些与自己所学相悖的事情，那会辜负自己读过的书。

老王写的影评里，有过这样一段：“如果要追根究底，而不是囫囵吞枣过活，那么无论选择怎样的生活，都需要莫大的勇气。以前看古人评价其他人做官，说他‘学问有根底’，会奇怪，做官做吏，是技术性的东西，和学问有什么关系？后来懂了一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获得道德勇气，最普罗的方法是精湛地对整个知识体系的把握。所以学术不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学术是关乎于每个人如何安放自家性命的事情，是那种勇气的来源。”

十月

徐导来上海路演，一起吃了个饭。我问他，有的电影情节编排得还不错，但为啥我看着看着就走神呢？他说这可能是三幕剧里面第二幕的问题，人物关系或者故事格局要发生质的变化，比如从肉搏变成心理战，否则一直是情节连着情节会让人疲惫。我又问，有的电影我看着不太走神，但为啥也觉得不够好呢。他说可能还是聊的事儿格局太小，绕来绕去，就在情节本身了。

醍醐灌顶。我想起来有时候和老康聊选题，他总问我，这个题你到底要写什么，你想写什么。很多时候我好像都忘了，只写了事情本身——当然对于硬核报道，写出事情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

我是在First电影展认识的徐导。那是特别美妙的几天，你不断从青年导演参赛的作品中窥见活力与野心：乡土中国在现代转型中的尴尬与矛盾；当代青年人精神困境；民族集体记忆的伤痛；山水画美学呈现出当代中国的“东京物语”；还有家国同构的隐喻，或是北京一场火灾前后人的生存状态。

这些都打了我一棒子，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同龄人的豪情与视野。读书时我们也曾这样，关注一些超越时间、更为本真和宏观的命题，即使从民间或是微观切入，也试图把握某种脉动。工作大半年，我逐渐职业化，但好像动辄就成了没有感情的写稿机器。

托卡尔丘克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叙述这个世界，因此就有巨大的意义。一件事发生了，如果没人讲述，那这件事就停止存在并消亡。”

母校的樱花

十一月

下半年回学校听我导师的课，躲在角落，不想被他发现。觉得自己不成器，真的不好意思面对我导。但还是有一天被我导碰上了。我导说你为什么要说写好了才来，写好怎么就成了一个负担呢？随时来玩啊。

我导学养丰厚，性情淡泊，他不爱开课，连同师门的学生都是在别的老师课上相认：“我是XXX的学生，”“哎！我也是。”甚至于今年我认识一个新朋友，她说“我导师你可能不认识，是XXX”，我说“巧了，我也是”。

他觉得最好的教学就是师生一对一交流。他好像永远都在办公室，我只要去敲门，他都笑眯眯地请我坐在沙发上，自己搬个椅子坐对面。读书时候我有些放肆，什么都和导师说。有一次我说到最近采访了一户农民，搞了各种投资都赔光了，外界都说他们败家。我导说他听这故事有些感动，说他们的行事已经不能简单看成逐利，这其中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对更好生活的向往。

前几年，我导说他觉得找工作吧，最好是三点：1，不要时间上太忙碌；2，不要太心累；3，有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收入。时间和心力，都留着去充盈自己。那时候我还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和我导说，年轻人和你想的不一样，年轻人有闯劲儿。

那会儿我在张老师的课上也是无知者无畏，说张老师你们中年人大概是要羡慕我们年轻人的，因为我们有青春。张老师笑着说，我经历过青春，而你没有经历过中年。

工作大半年，有些明白张老师的意思。成长不完全是一个剥落的过程，也是叠加，生命经验不断丰厚，而珍贵的东西依然被呵护着。张老师总给我们读冯至的诗，第一句便是：“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上半年回去听张老师的课，有一回下课，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怎么又不好好工作，又跑来学校。我当时出完一个长差，跟十几个采访对象斗智斗勇，一会儿装大尾巴狼，一会儿又楚楚可怜，身心俱疲。看到张老师笑眯眯站在面前，突然眼睛都红了。距离我刚入学已经快八年了，老师们还是原来的样子（教授们都不显老的怎么回事），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一个可以被宽容的学生。我厚脸皮要走了张老师手上那本已经买不到的文集，说改天我去你办公室还你。

去年我导听说我被一个诗人老婆骂了，为我四年前实习时写的报道。他去问别的同学，杨楠写得怎么样，同学说，写得好。他说，写得好就没事。

母校的樱花

十二月

年末目睹一个明星采访现场，从北京飞来一个编辑，一直在和明星团队来回倒腾，只为不压缩采访时间。说你们必须保证采访时间，采访时间不够稿子你们自己写。

采访的记者以前写过不少明星，怎么样的都有，早都麻木，明星说几分她写几分罢了。她对编辑说，没事，就是不采访我也能给你写出来。编辑说，我知道，但不可以纵容他们不尊重采访的行为。

这是我年末最受震动的一句话。和平年代，撕记者的理由大多是受访者觉得自己九十分，记者只给写了七十分，或是他认为他人十恶不赦，记者偏偏选择了中立。

而软弱的我在很多时候，不是回避这种选题，就是低眉顺眼——偶以不署名做反抗。我们都是用真名在写报道，一次无中生有的诋毁，很可能影响未来的公信力，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可永远躲在安全区里，是我最初想做这行的缘由么？我们这个年纪的记者，不少都曾在高中时受过《南方周末》的感召，也喜爱过柴静和李海鹏。我有时感到我周围的朋友，已经很少谈及遥远的新闻理想，比如肩担道义，推动社会进步。大家更多的是喜爱工作的过程，再本着职业的精神，勤勉努力。

四年前，我的第一位带教编辑丁老师曾对怯懦胆小的我说：“我是希望，作为记者的体悟，不单是了解社会万象和快速掌握一件事规律的能力，还能因此不断校准自己的价值和标准，和有承担的勇气。”

年末还有几个我眼中的好消息，我的几个同学，或是转行回了新闻业，或是在业内完成了自己期望的跳槽。新闻学院的洪老师对我说，挺好，南方报业得有复旦的。我心想，嘿，最近可是年年都有复旦的来南方报业呢。

2019年最后一天在北京

2020年　一月

去广州，和大家一起吃饭，同事说南周报系的传统是新人要喝九江双蒸米酒（十五块一瓶，华星说他们广州人都是用来供神的）。喝几杯，干几年。我说这很尴尬了，我想干十年，但我也喝不了十杯啊。

我欲展示我的诚意，拿起一满杯。蒯老师抢走，倒出三分之一，又把这三分之一分在了三个酒杯里，给我盛了粥，要我慢点喝。

过后大家去吃宵夜，那天晚上我感到一种对职业的热情。蒯老师聊到选题就激动，她平日不抽烟，那晚问我编辑拿了得半盒烟。也不知道方老师是不是喝多了，总之他说了很多选题，又嘟囔了几次自己要走了（工作性质更改），举着杯子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做记者啊。

2020年在酒吧的选题会

过去一年里，我的编辑周建平给我了足够的自由与尊重，他在很多时刻真情实感地鼓励我，在我跑突发的时候宽慰我，还阻止我在通宵的路上一去不复返。托他的福，这一年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采访和写稿。做的每一个选题都是自己所想。审美的趋同拉平了记者与编辑可能的工作分歧，我们更是朋友而非上下级。但他不让我在《我们这一年里》写到他，说他要当个透明人。这几句，希望编辑你别给我删了。非常感谢你过去一年给我的帮助和照顾，新年共同进步。

从我实习开始，我的每篇稿子我妈都看，还要转发（不让我看到的那种），还要分享给叔叔阿姨（我会接到电话的那种）。去年是离家求学多年后，第一次在家住很久，住了一年。这其中自然有许多摩擦。她在去年还学会了拉黑，一和我吵架就拉黑我，还说一句就拉黑，让我无法回复。咳，还也不知道谁教会了老太太这么幼稚的操作。

但母女是吵不散的。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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